黄松有被宣判的启示
比起一些贪官动辄贪污受贿几千万、几个亿的数额仅仅判处死缓、无期徒刑，黄松有贪污受贿510万元，也被判处无期徒刑，看起来似乎偏重，不过，按照《刑法》的规定，贪污受贿51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并不算重。何况，黄松有是司法工作人员，对其从重处罚也是应当的。不过，相对于对黄松有的量刑而言，我更关心黄松有案的宣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黄松有案的宣判，说明法官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现象不容忽视。司法独立于地方党政机关，法官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一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提倡司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与制约。从2009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法系统的贿赂犯罪占全国贿赂犯罪的1／5，有2620人涉案，而这2620人中，涉及法官的占了32％，检察官占10％，法官的比例远远高于检察官。法官腐败现象的加剧，一方面说明今天建设法治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让法官寻租机会剧增；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于法官的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并没有及时跟上。
从黄松有案中还可以看出，对于法官的监督，重在司法拍卖环节。黄松有的涉案，正与广州中诚广场案在执行中的拍卖有关。全国法官落马约70％与司法拍卖有关。有调查报告显示，拍卖行所得佣金一般按照4：3：3的比例在小团体内部进行分配：4成给承办法官，3成给拍卖公司，3成用于各种成本开支及各方打点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原副院长张弢、重庆高院执行庭原庭长乌小青的落马，也都与涉嫌在司法拍卖中违规操作有关。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如何监督法官在司法拍卖中的行为，如何防范法官与相关人员的利益输送，如何让执行和拍卖更加阳光透明，甚至是否可以考虑执行权从法院分离出来？
黄松有涉案的钱款，与以往许多法官一样，都是通过不法律师做“掮客”，这也说明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必须尽快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根据起诉书的指控，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由此可以看出，黄松有的受贿借助了不法律师，而不法律师可能也在引诱他下水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事实上，律师与法官勾结的情形屡见不鲜，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600余万元，就多是经过案件代理律师穿针引线；深圳中院窝案，贿赂法官事件多以律师为中间人，甚至律师亲自操刀贿送巨款。最近，辽宁的“驰名商标假案”案发，涉及辽宁多个中级法院的法官及数十名律师。
而关于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我们出台了不少规定，比如早在2005年，最高法院、司法部就下发了《关于规范法官律师关系的若干规定》，严禁法官与律师利益勾结。然而，事实上，法官与律师勾结并没有因为这一《规定》而收敛，反而是愈演愈烈。最近，重庆市高院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再次进行规范，是否能起到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在规定频频出台却无法收效的今天，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如何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定，并且让它在实践中能得到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