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知，说真话

——评《胡政之文选》

张平

    说起《大公报》，就不能不提胡政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巨头中，胡政之与《大公报》的渊源最深。胡政之1889年生于成都，其父在安徽捐官，他成长于安徽。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使他日后与皖系的许多人物有了很深的关系。1916年，《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倦于办报，另一股东、皖系人物王郅隆出资收购了全部股份，胡政之受聘出任《大公报》主笔。但是，《大公报》当时是皖系、安福系的代言人，使他无法适应，四年后不得不离去。皖系垮台后，1926年，他联系了欲在报界有所为的吴鼎昌和赋闲在家的张季鸾续办《大公报》。从此，《大公报》和他本人的事业一起步入了辉煌。以后的23年中，吴鼎昌为官、张季鸾辞世，胡政之一人坚持到了最后。1949年，不满60岁的胡政之心力交瘁、溘然长逝，一个时代的《大公报》也随之寿终正寝。

    胡政之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曾干过律师、法律教师、法官、编辑、记者、日文翻译。胡政之还曾创办《国闻周报》。发刊词中说，“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然而舆论何由表现，则又新闻纸之责也。”

    在胡政之看来，在当时中国，建设一个舆论的环境，比之落实法律更有现实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有良知的舆论环境，法治的观念难以进入国人的头脑，法律也就无法落实。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舆论也会成为一纸空文——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或者说判别文明和野蛮的分界，就在于新闻事业是否发达，有没有舆论。新闻事业要真正发达，就必须有公正的舆论，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怎样才能有公正的舆论呢？舆论代表社会大众。这也要求新闻工作者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修养。胡政之在1916年主持《大公报》时指出，“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谋利益。本报入世十七年，兢兢以不负大公之名是勉。今后当益坚此念，作社会之公仆”。他进一步分析，当今的记者和古代的史官是有许多相同。史官多是记载帝王的起居，记者则多叙述一般民众的生活。这又可能有所不同，但史官的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今天的记者则更需要。

    “社会问题至为复杂，非在书本可以窥见，有报纸始能唤起一般之注意。故为记者不只应虚心以察事理，尤应有独立不挠之意志，与公正不阿之精神”。他认为，记者的乐趣在哪里呢？一是身无群派之囿，得说公平之话，完全以新闻记者身份，自由发挥意见，最大乐事也；二是他人未知之事，记者即先知道，他人不详之事，记者多先深悉，亦一大乐事也。“先知多知，新闻记者主观上为乐无量也”。但是记者的风险更高。据胡政之的儿子胡德生回忆，父亲不许子承父业。为什么不传家人？没有说明。但我们从胡政之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做报人，一是有风险，要敢说话，说真话，就可能开罪于各方面的势力，有时有杀身之祸；二是要清贫，要有公正的舆论，就要远离金钱，恪守做人的原则；三是要付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竭尽全力，身体付出的代价很高。这就是老一代报人对新闻事业的深刻理解。

    对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胡政之道：“中国国民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矫、自欺欺人的空气……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甚至积非成是的结果”。中国的专制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病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少数有识之士站出来，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理解，无成见、无限制地对许多不同的观点进行研讨、切磋，选择一种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如此循环往复，可以得到“健全而合理的舆论”。从胡政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这些思想，就不难理解以后《大公报》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