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胡小燕也得“干着急”
“我不是救世主”——这是举国3亿“同行”将期盼压到她柔弱肩膀时她发出的感慨。这是可以想象的无奈，面对一波又一波农民工的求助，“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如此困境，如何解决？媒体在报道时以胡小燕自己的话表达了观点——“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这也符合舆论目前存在的一种共识：中国当下需要更多数量的农民工代表。
但看罢胡小燕的履职历程，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有一千个胡小燕，恐怕也无法摆脱“只能干着急”的宿命。人大代表因为身份的特殊，在当下确实存在一种“权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作为民意代表，如果不是滥用权力，其作用发挥注定要通过制度通道，在代议机构里推动程序性化解，如果不能将人大代表的个人情怀、认知，转化为“人大权力”并形成制度路径，让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仲裁部门、法律维权部门、工会等发挥作用，而是单单指望由几个“有良心”的人扮演当代清官，非常具体、非常琐细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那么注定挂一漏万，满足不了庞大的民众需求，甚至反倒会被抱怨。一个胡小燕“靠不住”，不是因为只有一个救世主，而是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扮演救世主。
我们要肯定胡小燕个人在推动农民工问题上的努力。但也要承认，这种努力当下仍然是个体性的。比如有老乡拿不到工资找她，她建议找工会，被老乡责怪为“耍大牌”；比如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她建议找政府部门协调，也不被理解。这都让她很着急。但试问，胡小燕做得不对吗？很对啊，大多数人的问题就是要依赖于这种体制内通道来解决的啊。问题在哪里？你胡小燕干着急的时候，该着急的部门、该着急的人他不着急！甚至因为他们长期的“不着急”，已经让农民工丧失了基本的信赖，所以才有困难不找政府，找“救世主”。
胡小燕感慨，自己“有职无权”，所以只能干着急。那么，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具有什么权呢？恕我揣测，可能是一种“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问题你要认真解决”的权力，然后拿这种权力为弱势群体办事。从道德上，这种朴素想法没有问题，但从公权理性的角度，这种诉求并不靠谱：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说，是强调他来反映这个群体的诉求，不是以“职权”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一个胡小燕，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指望按这种路径解决问题，一千个胡小燕也满足不了几亿农民工的需求啊！
农民工的困境，只有农民工代表才能替他们出头说话吗？当然不是。甚至相反，有时候农民工代表的草根性，反倒使得他们在代表群体里显示出几分“人微言轻”，反倒没有“官员代表”、“明星代表”说话的分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象征性地增加几个农民工代表，而是推动更多的代表，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弱势群体的权利想办法。你不代言、你不说话，选民就让你离开。所以，从身份上增加几个“胡小燕”只是表面问题，从内涵上增加几个一心想为农民工说话办事的“胡小燕”才是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