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
当检察官20年，蒋冬林舍不得买手机。他的家和办公室都在一个院子里，平时上班办案或者在家看书，“站到窗下喊一声”，就可以找到他。后来，上级单位因办案需要给他配备手机，他还有点嫌麻烦，只接不打。“下班联系我的人，多是吃吃喝喝，反正我也不去，没有手机，还图个安静。”
在同事眼中，蒋冬林的“手机轶事”并不算太怪，他们早就给他定了性：“这个人就是能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事”。而在蒋冬林看来，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我只是一名靠拿国家工资吃饭、希望尽可能做好本职工作的普通检察人员，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认死理、说死话、做死事”
1988年，农机修配厂工人蒋冬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零陵区检察院。20多年来，他把检察院的部门几乎呆了个遍：控告科、驻所检查室、反贪局、反渎局、民行科。岗位多次调动，“风格”却始终不变。同事们都说，老蒋“认死理、说死话、做死事”，在原则面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1993年，刚被派驻零陵看守所担任检察室主任的蒋冬林发现，一名留所服刑犯人在看守所里飞扬跋扈，还将其他服刑犯人打伤甚至致残。“这还了得，这不是典型的牢头狱霸么？”他随即建议看守所查办。但看守所长感到为难，因为这名犯人是公安局领导的亲戚。蒋冬林不吃这个，马上请示区、市检察院批准，同时组织所里干警进行调查取证。经公诉，这名罪犯被加刑3年，合并执行5年，送其他监狱服刑。随后，他还请示区政法委组织开展了一个专项活动，牢头狱霸从此销声匿迹。
对外人坚持原则，对亲戚同样铁面无私。蒋冬林堂弟的岳父曾因打架伤人，被关进了看守所，堂弟和家人找到蒋冬林，请求关照并打听案情。蒋冬林明确表态，一切得按规定办，只能送东西到接待室，不能去见当事人。这个堂弟过去在蒋冬林最困难的时候屡屡伸出援手，还曾日夜轮流守护过蒋冬林生病的父亲。每当提及此事，蒋冬林都会压低声音说：“我这样有点‘忘恩负义’，但我的职责告诉我只能这么干。我一直在心里默默道歉，以后在亲情上补偿他们吧”。
有人出于好心，提醒蒋冬林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得罪人？”他反问：“把法律看成只是死的条文，这社会就没有了正义。作为检察干警，我不得罪人，难道要得罪法律？不忠于法律，那还要我们检察官干什么？”
“蒋博士”办案
2008年6月，上级单位给零陵区检察院转来一封审查法官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的督办函，要查的对象就是一墙之隔的区法院。检察院犯了难，一来，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法官都很精通审判业务和审讯技巧；二来，此案涉及很多检察官接触较少、较为陌生的民法知识。
“这个得请‘蒋博士’出马。”反渎局长和副检察长不谋而合。
“蒋博士”是同事们给蒋冬林起的“雅号”。在他们的印象中，蒋冬林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他在单位第一个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法律本科文凭，还发表法律方面的论文30多篇。蒋冬林从牙缝里省下钱购买了1500多册业务书籍，近几年从网上下载资料，自己归纳汇编了250多个业务参考文件。因此，同事们有什么法律理论和实务方面的问题，往往都会向他讨教。
“蒋博士”记忆犹新，取得突破的那天是7月31日，“天气热得很，审了一个下午就让他招了。”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唐某极力回避问题，蒋冬林便把案子搁一边，和唐某探讨起业务，细细询问法院办理民事案件的程序。具有多年办案经验的唐某对此应对如流。蒋冬林突然话头一转，紧紧追问唐某等人涉案的案件是如何办理的。唐某顿时乱了阵脚，经不住环环相扣的发问，支支吾吾给出一串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回答。老蒋及时亮出两个书证，穷追猛打，唐某不得不承认了几个关键犯罪事实。检察院最终查清事实，区法院7名法官一起落网。同事们说，“不通融”的“蒋博士”，办案时倒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
“爸爸对不起你”
蒋冬林的女儿在5岁时被确诊为世界上罕见的“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发病时腿部剧烈疼痛，肌肉逐渐萎缩。近30年来，这种病在我国仅发现14例,无法根治，唯一的办法是每天打青霉素，每年疼痛最剧烈的时候开刀割去坏死的肌肉。现在，他女儿的左腿已比右腿少了6寸。
有一次，女儿的病又犯了，疼得在床上翻滚，哭着喊着：“爸爸，我受不了了。”按理，蒋冬林本该带她去省城医院做手术，可此时他主办的一起经济大案到了询问证人的关键时刻。连续熬了两个昼夜办完案子回到家，蒋冬林摸着女儿日渐萎缩的腿说：“爸爸对不起你啊！”然后，转过身去，偷偷抹去眼角的泪珠。
女儿的病是他心头的痛，也是某些人的“机会”。有一年，他主办区里某干部涉嫌受贿案，这名干部的家属找到蒋冬林：“搞不好，你吃不了兜着走。”随后放下一个鼓鼓的信封说：“这8000块钱，拿去给孩子治治病吧。”蒋冬林当即退还，“如果害怕威胁，我就不会穿这身制服。我确实很需要钱，但我不会拿这种钱。”
钱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蒋家。1998年蒋冬林的妻子衣莉下岗后，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不仅要给女儿治病，父母、岳父母4位老人也在前些年旧病、新病并发，妻子无暇再谋职业，只能在照顾病人之余打点零工。老蒋一家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同事钟玉英至今还记得初次到蒋家的情景：凹凸不平的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兼当饭桌和茶几的圆桌，两间卧室内各一张旧床和油漆剥落的柜子，仅有的这些家具全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一台从二手市场花50块钱买来的21英寸电视是这个家中最显眼的家当，开机20多分钟后图像才能清晰；还有一间屋子至今仍是毛坯房，窗户仅用一块布遮住；屋角时常堆着三两个麻袋，里面装着夫妻俩捡来的塑料瓶……“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一个检察官的家会这样！”钟玉英说。
“那些人更需要帮助”
同事、朋友们都说蒋冬林泡在苦水里。他舍不得买手机；舍不得吃水果；舍不得开30瓦的电灯，只点一盏3瓦的节能灯；舍不得吃单位食堂两元一餐的饭，因为“在食堂花两块只吃饱我一个人，在家里花两块可吃饱全家。”
帮别人的时候，他却出手大方。2006年,为了给一名涉及医疗诉讼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狠下心，花480元买了一套《骨伤科外科学》认真研读，最终解决了问题。获赔10万元的王老汉对他感激不已，表示要回报。蒋冬林坚决不要。妻子有点不解，他解释：“老百姓找你办事，你水平不高解决不了，难道还让人家给你掏钱买书啊？再说，这是我的工作，收了回报就是受贿，而且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苦水”里的蒋冬林不仅从未向组织诉过苦，还拒绝“特殊关照”。每次单位向灾区捐款，或给重病干警捐助，他总是抢着出钱。同事不忍心收，他始终坚持。
对于现在的生活，这位被岁月磨得单薄瘦弱、身躯微弓、皱纹满额的湘南汉子，流露出满足的笑容：“我给父母养老送了终，女儿大学也毕业了，国家给的工资也越来越多，生活已经越来越好呢。”
2009年9月，蒋冬林获得了永州市“敬业奉献模范”称号和一笔奖励。然而，不到一个月后，蒋冬林就在永州“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悄悄让妻子将这笔奖励款和市、区给他女儿治病的钱共计17000元全部捐出。
“我太知道需要钱的滋味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那些人更需要帮助。”蒋冬林说。
据新华社长沙3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