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公民权是一个美好的说法

——读《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蓝野

    春节期间，每个酒饭后的夜晚，我就洗净沾染酒气的手仔细地翻上几页《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每读，每被感动。因为首先是阅读中总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写作者苏黛瑞女士处处深含关怀的目光，她将书题献给她的丈夫。我们总能见到那些“伟大人物”将书在扉页上题了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之类，而内里的不见丝毫关怀，反而时时能见着残忍的文字。苏黛瑞只题献给丈夫，里面却全是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冷静观察、客观评述和深切关怀；再是，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精准的专业眼光，还有作者所下的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工夫，都着实让人钦佩。这一切，不能不让人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人类学者表示一下遗憾：各位屡被网友嘲弄的专家、教授先生们，面对城市与乡村的融汇，谁关注了大转型时期的农民流动者的生存问题？认识中国竟然需要外国人来带领！就像一个成年人亲戚，进了我们家，指给家里的幼童说：这叫墙壁，那是板凳，桌子上的叫饭碗……而我们家的社科院、研究所都正在忙着叫嚷房价太低、人民太有钱呢！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的影响渐渐扩大，中外学界对苏黛瑞女士的研究开始积极关注。这本书无疑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关于流动人口的重要文献和优秀著作。苏黛瑞女士是外国人，不能像我们这样置身此时此地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生动细节和切身感受来考察流动与生存的艰辛与酸涩。

    我来北京十年，办过三次暂住证。我自视还算制度下的良民，所以并不积极去办什么暂住证，前两次都是别人代替办的。到了第三次，因为很重要，我和诗人木马要在朝阳区某地买房子，就亲自去了社区（原来的某某某公社，往后的某某某镇，现在的社区了）派出所。我是个手续盲，对各类手续之程序是摸不清头绪的。木马似乎弄清楚了，带着我进了一个大院，左转，我们就进了一个房子，当我们将身份证、单位介绍信诚惶诚恐地递上时，玻璃后面的工作人员顺手就给扔了出来，用丝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说：“这里是办狗证的，办人证的在隔壁。”天哪，人家将养犬证和暂住证并列简化为狗证、人证！天哪，人证在狗证的隔壁！这是2003年秋天的事情，现在木马和我说起来，大笑一下之余，还是挺心酸。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是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贡献和牺牲更大。我要说的第二个事实和细节是：我老家在沂蒙山区的大山里，一条小山沟，几百户人家，千余口人。1949年后，如同《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所说的，由于政府对人口流动的部分禁止，这样，村里人要过稍好点儿的生活，要偷偷地到高密火车站乘上火车去闯关东。我父亲就曾因为用肥皂替我四大爷刻公社的假公章开假介绍信，被批判处理过。上世纪80年代初，人口流动政策松动了，村里的青壮劳力大多跑到大连去，在钢厂、果园打工。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只去渐渐发达起来的青岛打工了。令人痛心的是，村里有7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留在了青岛的房地产工地、渔场和繁华的街巷，而他们的家庭都几乎得不到什么赔偿。我的一个远房的叔叔倒是没把命赔上，但是把命根子赔上了。他和同村、邻村的一帮人在机车厂打工，有人老是往外偷着带铜线换酒钱。厂里决定要整顿，挨个过堂，只要说“没偷”，就要吃电警棍的亏。而他确实没偷，就被高压电收拾得痛不欲生。回家后，就不中用了。人们总在说笑话一样，议论他糟糕的家庭生活。苏黛瑞给了这本书和她的意愿一样美好的说法——争取公民权。对于像我老家这样的中国广大普遍的乡村人口，争取公民权吗？他们甚至不敢梦想。面对死伤，无助的乡村人口多数时候是无力争辩的。

    我相信苏黛瑞是比国内的一些学者更有良知和使命感的，她肯定还在关注着中国流动人口现象。今年春节后，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大的民工荒，我真切地为此叫好，因为南下打工族有了一些比较自觉的选择。这也许是一次市场和城乡命运的洗牌前兆。正巧，CCTV财经频道正在报道一个广西乡村青年在深圳街头找工作的情况。这位姓吴的青年说，我们现在在城里找工作，不是只做生产的工具，我们应有自己的尊严。这也令我再次对苏黛瑞产生敬佩之情，因为《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预言了这种新的农村人口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