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哥博客

刘畅

    目前，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京外代表团全部抵京。代表们的行囊里，或多或少，会装着准备提交大会的议案材料、建议草稿，甚至分组审议时的发言重点，毕竟，在共和国的最高会堂，面对着聆听意见的同僚、各级官员和众多媒体的密切关注，诉说自己眼里的施政得失、社会变迁，梳理社会情绪，反映公众心声，不仅机会难得，也是身为人民代表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就记者连续多年参加两会报道的观察，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敢于直言、热衷批评的代表却将自身诉求作为发言重点，所言大多是些司法不公、官员失信、政策偏颇带来个人利益受损的个案。因为这事牵涉代表本人，往往说者动情，听者义愤，格外引人关注，身处现场的党政、司法高级官员往往在尴尬之余，不得不当众表态，要对相关事情“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还发言代表“一个公道”。

    还有的代表，觉得会议发言、分组讨论时机重要，大谈特谈个人成绩及所管辖领域的最新成就，仿佛不博得上级领导的一个笑脸、几句表扬，这趟北京就算白来。所以，言必谈个人贡献，言必称工作有方，情绪饱满，娓娓道来，就这样，宝贵的讨论、发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即便是有关主持会议的领导出于应付场面、符合人情常理的几句客套话，也会让发言代表如沐春风，如获至宝。

    上述两种表现，前者以企业家代表居多，后者以各级官员代表为主。人大会堂，本来就是声音广场，我们并不完全反对代表们的私人诉求和利己性的意见表达。但在人大会议宝贵的发言时间里，将一些个人事项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将个人的利益诉求通过公共议政渠道去放大，未免显得偏狭和自私了。表面上，他是在反映问题、呼吁重视，实际上争的是个人利益。因为自己的官司败诉，就在人大会议上要求司法部门重审；因为自己受到媒体批评，就利用代表建议案向媒体和记者施压；甚至直接建议财政部门向自己单位和所在地区拨款。过去，有媒体将这些代表、委员直接向中央有关行政、司法部门反映问题称为“两会上的特快专递”，而实际上，这些“专递”递的是个人利益诉求，丢的是社会公众期待和人间冷暖的普遍感知。

    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代表反映自己的问题，既不回避利益，也不超然独立，而且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全然把“代表谁”置于脑后，对于公众而言，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心忧天下，把别人的利益得失放在心上。

    眼下的中国，不缺强势者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缺的是声音较弱的群体和沉默的多数人的利益代言。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大代表，他们具有公正负责的品格，超越个人利益的襟怀和勇气，更愿意从国家前途命运的角度出发，推动普惠大众和于国于民有利的公共政策选择。这样的代表意见，才更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承担。

    作者刘畅为本报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