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保障性住房“不差钱”，缺的是积极性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借用一个流行语，就叫‘不差钱’。”李庆云说，政府卖地的钱大部分都应该用来建保障性住房，少搞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积极合理使用银行贷款，如果再吸引社保基金和其他民间资金参与进来，建保障性住房怎么会差钱？
作为房改的一部分，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曾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之后，随着房价的飙升，保障性住房又被视为房地产调控的重要手段推出。然而，时至今日，从全国范围内看，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远未达到要求，也未实现缓解需求、平衡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效果。在具体执行中，无论投入机制、配套措施还是实际供应量，都有诸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袁秀明博士分析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房地产开发，对保障性住房却作冷眼旁观状，说明在住房保障方面缺乏动力机制。和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虽然社会效益明显，但财政投入大而物质获利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重复强调，各地积年欠账仍然很多，尤其是财政预算渠道不畅导致保障性住房“雷声大雨点小”。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全国城镇的低保家庭中，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缓解住房困难的仅占7％左右；在全国已开展廉租住房的城市，其覆盖面仅在1％左右（个别大城市除外）。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规划不够扎实、摊子铺得过大、资金配套困难、保障标准偏高和模式单一五个问题。
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必不可少的责任。李庆云说，中国人多地少，又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不可能学美国完全靠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必然要学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市场”的模式。“除了1000多万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家庭外，每年1000多万新加入就业的年轻人和数量更大的农民工的住房需求，靠市场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凭他们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房。”因此，政府把责任挑起来是必然之选。
对于“建保障性住房影响经济增长”的认识，李庆云觉得，依靠投资和投机性住房拉动GDP增长是不可持续、有巨大金融风险的。年轻人买房要靠夫妻双方的父母，三个家庭供一套房，以此来维持高房价，房地产变身为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公平的，也是制约消费增长、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反之，如果保障性住房做大，保障面扩大到一半以上的家庭，一样可以带动相关产业成长，扩大居民消费，还能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发展，保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李庆云提出，保障性住房要做大，也要做好。房子的质量要保证，面积要合理，管理要跟上，监督要严格。大中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应以租为主，最好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保障性住房应成为一池活水，居者有进有出，长期居者有权折价购得。”
茅永红也表示，各地应当从实际出发，以保障基本居住为前提，对保障性住房的房屋质量、配套设施、工程造价、周边环境等制定出相应标准，并严格执行标准。不过，他认为，保障性住房能不能成为一池活水，关键在于建立退出机制。
现在，不管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往往是“终身制”，一旦拥有便无可更改。“这就形成福利固化，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失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需矛盾。茅永红建议应当通过利益引导，让保障对象主动退出廉租房。例如，可通过提供低息购房贷款、优先购买经济房、购房税费减免等优惠条件引导和鼓励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主动退出，自行买房或租房，实现“居者有其屋”。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