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 科技要先行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在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中,科技部是如何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让科技在化危为机中彰显巨大作用的?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心路,盘点收获。
科技要比经济先行一步
“去年这个时候我确实忐忑不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万钢直言。
这种忐忑不安源于压力:去年3月,为了早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使科技支撑措施成为我国政府制定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科技调整经济结构。
历史经验证明,每次经济危机往往带来科技的新突破,孕育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必须先行一步。”回顾过去一年,万钢总结出一条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他举例说,金融危机爆发前,很多人都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研究智能电网。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智能电网的研究显示了它的先导性。
“我经常说一句话,科技要耐得住寂寞。科研有自己的规律,经济周期也有自己的规律。为什么经济碰到困难会出现这些现象?就是因为有科技积累,我们要在这种积累中爆发。”万钢说。
2006年,科技部就确定16个重大专项。去年,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这些专项发挥了巨大作用。万钢举例说,1000亿次以上的超级计算机已经投入使用;第三代移动通讯正式发牌,拉动大量投入;去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中国一个星期拿出了试剂盒,一个月之内拿出疫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全接种疫苗的国家。
“去年一年在重大专项实施上,尽管刚刚起步,但是一些基础比较好、市场销售面大、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专项逐步走向市场。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实力的加强。”万钢总结道。
与此同时,国务院去年还制定并实施了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全社会都在努力营造科技创新的氛围。万钢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实施的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行动计划为例说,与产品研发相比较,他更珍惜的是铁路系统的开放。这个计划在吸收中科院计算所、过程所、力学所和高校共同参与的同时,还让参与单位共享了超级计算机、风洞、低噪声的试验台等大型设备,解决了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万钢表示,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要技术与商业相结合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以新兴产业为例,新兴产业有新技术,但是往往缺少合适的商业模式,必须在技术运用的过程中,寻找合适的商业模式。万钢很喜欢举半导体照明灯的例子,它在初具规模时的确很贵,但是节电效率在60%以上。如果按照传统模式,这么贵的照明灯很难迅速推广。但是,有的企业创造新的能源合同管理商业模式,先与城市签合同,按照原来的电价付钱,把路灯都换了,在节电的过程中回收投资。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超过中央财政
在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往往是用两个经济上的数据,一是中央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二是全社会对创新的投入。前者反映中央政府对科技的重视,后者反映全社会对创新的重视。
万钢介绍说,这些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逐步增长,近3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增长20%以上,尤其是去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预计超过1600亿元,而为了实施重大专项,中央财政在困难情况下,预算内财政还增长了30%。
同时,地方政府投入力度显著加大,财政科技拨款增速明显加快。2007年,地方所占比重就超过了中央,达到50.7%;2008年为50.2%。
“地方财政的科技投入超过中央财政,这是中国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突破。”万钢说,这个超越说明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得到广泛重视。
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开始重视起来。
万钢举例说,去年推出的创业板,第一批28个企业中有24个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而在中小板将近58%是高新技术企业,据深圳交易所统计,它的成长率远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
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使国家能拿出更多精力投入面向更长远的基础研究。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主要面向3个方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即“973”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万钢算了一笔账:“973”计划的资金逐年增加,从2007年12亿元,到2008年19亿元、2009年26亿元,再到今年的30亿元。同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稳定的投入,每年能达到30亿元,平均到每个实验室约为1000万元左右,他们可以用于自己选定的课题和开放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今年的投入差不多能达到90亿元。
“更重要的是,竞争性和稳定性的投入打平了,各占50%。”万钢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深知基础研究对科研的重要性,也知道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科研环境对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科技工作者对多年来竞争性科研经费比例过高,一直颇有微辞。国家对竞争性经费投入太多,科技工作者整天要忙于跑课题、写申请、答辩、评审、决策、验收等,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
“完全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保持稳定性和竞争性的均衡也很重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两个相对的平衡,能大量减少科技人员跑课题的时间和精力。”万钢说。
为了让科研工作者能安心做学问,他强调,现在设置的基础研究课题的年限越来越长,过去一两年,现在三四年。
在万钢看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不是空话。科技部是国务院下面的办事机构,从事科技管理,这需要我们动很多脑筋,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科技投入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工作”。
汽车工业必须靠自己
万钢还是一名在汽车行业工作多年的政协委员,他特别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
万钢关注到,欧盟最近推出限制汽车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规,其中明确规定,2005年欧洲的平均汽车排放是165克每公里,要求到2015年平均每辆车的排放达到130克,到2020年是95克,2025年是75克。欧盟为此制定详细的计划,从2012年就开始计算,“如果你的车超过这个指标,超标第一克罚5欧元,到第四克以上就是95欧元”。
有个在汽车企业的朋友给万钢算了笔账:如果卖150万辆车,每辆车的排放超过5克二氧化碳,到2015年,公司就要为此支付超过3.5亿欧元的罚金。
万钢也算了一下,2006年,中国的汽车平均排放189.5克每公里。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的承诺,中国排放降低45%,应该达到105克。有人问中国可否提高这个标准,降低到60%,这就等于达到75克,也是欧盟2025年的目标。在他看来,国家定的指标是严格的,也符合目前的状态。
在他看来,我们应该从全方位考虑问题。首先,作为当前产业调整的第一步,用经济杠杆鼓励小排量汽车;尽快实现混合动力车,让它成为企业的主力产品;最重要的是在小型和公共汽车上推动电动汽车。
万钢很坚定地表示,汽车工业必须靠自己,不能靠别人。他说,在这个转型过程,第一,留的时间不多,也就10年;第二,时间也不少,10年努力地去做。
“关键是每个人、每个企业必须把国家战略细化成自己的战略。我相信前10年的努力,我们只要有决心,就一定可以把电动汽车推上去。这不仅仅是作为部长,更多的是作为政协委员的希望。”万钢说。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