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国家将2009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和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教授。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在现代社会，如果知识生产得不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实难成就伟大和持久的事业。给予优秀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精神荣誉和物质奖励，是政府介入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构成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托；创新是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证明，也是他们的使命。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就说，知识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我也认同冯友兰给出的有关知识人使命的界定：“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始终以“创新至上”为根本原则。科学史家贝尔纳曾将科学观区分为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前者认为科学仅与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后者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争论。其实，社会科学大可参照自然科学，树立“无论什么研究，有创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孙家栋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但他依旧能够获奖，原因就在于他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紧密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2000年获奖的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获奖的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循。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任何新理论、新观点，以及能够使现实问题获得有效解决的新方法，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对创造性的劳动予以扶植和奖励，系因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现、发明，以及所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无不呕心沥血，甚至是用生命完成的。唐朝诗人李贺年轻时刻苦吟诗，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陈景润为证明“1＋2”，草稿装了几麻袋。海明威说，他的《战地春梦》第一章改了五十几次。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这样的付出，市场不会补偿，金钱难以补偿；其本身理应获得的声望和荣誉，也超出了以商品化、批量化和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市场的能力。

    谷超豪说，数学研究“能解决复杂问题是件高兴的事情，不会寂寞”。与面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必须符合笼统化和简单化不同，细化和复杂化是具有原创性学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复杂工作的价值需要少数专家和同行来评判。我很赞同王志新院士的说法：学者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唯一途径和最佳方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学术界和艺术界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具有公立性和公共性的政府成为主要出资方，则是知识阶层独立自主性的最有力的保证。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学者热衷于宣传和炒作，媒体曝光的频率似乎成为衡量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市场化的影响日渐深入，舆论甚至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这也再次应了钱钟书的名言：“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掺和而成。”

    以复杂工作为己任的学者和艺术家，多生不逢时，有些像余秋雨所说，“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马克思在许多学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生活在贫苦交加之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境已十分衰败，“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近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府越来越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出现向市场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能够给国家甚至全人类带来长久福祉的成果和作品，更应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然而，古往今来，怎么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受欢迎的程度却大相径庭。比如，邹衍和孟子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能够为诸侯谋取眼前利益的邹衍最为风光。“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而孟子的学术是讲仁义之道，为万世开太平，却备受冷落。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正如作家王跃文得出的结论：“现世总是势利的，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

    我以为，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不要学梁惠王，目光短浅，厚待邹衍而冷遇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