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拯救诗人
何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 胡月朋提供
何路的“客厅”冷得像个冰窖。
一张宽大的床板被当成桌子，上面残留着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痕迹。一瓶已经被冻得凝固的食用油，粘着辣椒、很久没刷过的饭碗，两个半鸡蛋壳，以及3把挂面。剩菜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油腻腻地瘫在一次性饭盒里，这都是朋友们在饭店吃饭时为他打包的剩菜，有的“已经有两个星期”。
这是距离北京市中心29.9公里的宋庄辛店村。何路，诗人何路，就住在这里。朋友们还记得他刚刚搬进新屋时的一脸喜气，因为这是他自1993年进北京以来，住过的最大的房子。
他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脸上，“胡子乱七八糟，一脸愁容”。这个诗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喝酒。有时会有客人敲响他绿色的铁门，如果听不见主人回应，就从门上一个窟窿中伸手进去拉开门插，“反正这儿也没有值钱东西”。
这里没有电视、空调、电冰箱、衣橱或灶台。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室温和户外没什么区别。这个赤脚穿一双布鞋的55岁男人用两样东西取暖，一个不常打开的电暖器，和一瓶牛栏山二锅头。
何路有时会在院子里散散步，从刚刚化冻的水坑里捡出一张湿嗒嗒的一角钱纸币和4枚同等面额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攥在手里说：“我现在有钱了，这5毛钱掉在地上好几天我都没捡。过去，5毛钱可是个大数目。”
在这个房价飞涨的年代，他因为诗歌而贫穷，因为贫穷而饥饿。何路自称已经为诗歌坚守了17年，而其中的16年，他都在挨饿。
诗人病危
从一年前开始，诗人何路暂时不用挨饿了。
转折发生在2009年2月14日。那一天，已经发烧了十几天的何路倒在自己住的出租屋里。起初，他以为是感冒“过两天就会好”。等他已经连续几天躺在床上，心想着“这次可能要交命了”时，他也没有向其他人呼救。在西方情人节这天，衰弱的病人被前来探访的朋友发现，并送进了北京市通州潞河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急救。很快，由于呼吸衰竭，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一群挤在病房外的艺术家勉强凑够了住院费，但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每天的花费都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搞艺术的都很穷，很多人立刻就傻掉了。”画家胡月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何路的全部积蓄只有藏在床板下面的400元钱。
如果不是身患重病，400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打开他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诗人不得不这样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吃：米10斤10元，面5斤5元。菜金20元，油盐作料10元……吃饭吃个不饿就行。”
再往下翻：“酒是少不得的，一撮虾皮下酒，一碗热汤面殿后，常吃得我意气风发横冲直撞。我怎能逃得过醉？酒钱10元。2.5元一斤的散装白酒够我每晚小酌。”当然，除了吃喝，他还不忘给自己留下“10元烟钱，10元赌资。”结果，100元可以过一个月。
不过，也有些时候，就连一个月100元的生活费也是奢望。何路的另一个朋友、也是诗人的卧夫还记得，一次饭后，他特意打包了几样剩菜，驾车20多公里送到何路家里。何路不仅一点不嫌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卧夫“眼泪差点溢出眼角”。
有时，就连剩饭剩菜也没有，何路只好练习“辟谷术”。据说，他可以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只喝清水，不吃食物，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封闭起来。
突然间，这个穷得叮当响的诗人陷入了一个世俗的困境里，没有钱只有诗歌的话，他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抢救诗人
抢救一个穷诗人的行动立即开始。何路病危当晚，胡月朋就把文章《死磕派诗人倒下啦》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文章里，他这样形容何路：“绝无仅有的‘死磕派诗人’。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50几岁的人啦，一提起他的诗，顿时目光炯炯。”他在文章里附上了何路十几年来的代表作：《杀人者》、《女人的知识》、《桑塔娜的故事》……“均未正式发表”。
这篇文章开始在网上传播的同时，已经与何路失去联系10多年的卧夫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与何路不同，卧夫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个生长于黑龙江省矿区的男人，曾经放弃团市委书记的职位，从家乡带着400粒安眠药来到北京，“那将是我最后的粮食”。
他想创办文学刊物，结果钱款被骗；无奈之下，他去到圆明园画家村，计划“静心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仅仅半年之后，身上的钱就花没了。据说，他曾经躺在北京火车站外，望着广场上的大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饱？”
一些诗人选择依靠资助进行创作，但卧夫却下定决心，如果是因为生存原因，“我绝不会向他人开口借钱”。最终，他离开了画家村，并成为一家外企的市场部经理。
但他一直将“诗歌梦”珍存，他“对海子的喜欢，甚至超过了对自身的喜欢”。他无法成为海子生前的朋友，但他来到海子家乡，出资在诗人那荒芜的墓地上树起新碑。
当卧夫在十几年后再一次看到躺倒在病床、脑袋上裹着一块毛巾的何路时，心里觉得“很凄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每天都在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他的生活怎么却连一点起色都没有？”
并不是只有卧夫看到了何路“苦难的外衣”。2007年何路刚刚到达宋庄，与一众圆明园的老朋友聚会。席间，有人提议：“老何，咱们重温一下圆明园的往事，再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
何路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站在凳子上，用浓重的重庆腔声嘶力竭地朗诵《杀人者》。这一切，都与12年前相同。“从圆明园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眼泪汪汪的。”胡月朋回忆。
走下酒桌，有人劝告胡月朋，“像何路这样的人，你不要再理他了”。胡月朋可以理解朋友的深意：“多少年之后，这个人仍然散发着圆明园时期的气息。我们已经脱掉了那层苦难的皮，可他还在继续苦难着。”
只是，这个十多年来坚持不卖画的画家，愿意努力理解这种“疯子似的坚持”。他觉得：“老何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战士，他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
不过，殉道者和战士何路，如今面对着只靠坚持无法战胜的困难。胡月朋想到了向宋庄艺术促进会求助。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团体，但艺术家们常常把它看成一个官方机构，避免与其打交道。胡月朋向促进会求助后的半个小时，他得来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复：“凡是老何花的费用，我们都预先垫支。”这时，那些艺术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中的募捐都发挥了巨大效力。宋庄的艺术家们两次为何路举行义演，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群同样贫穷的艺术家中。一个艺术家第一天向工作人员捐出了200元钱。第二天，他又打电话给这名工作人员：“我还想再捐2000元，但我没钱了，你能不能借我 2000元？”
就连宋庄区内小饭店里的服务员和理发店里的发型师都来捐款。很快，捐款的总额达到89688元。这个年过半百的诗人慢慢康复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感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
当为“诗人何路”呼救的声音在网络上传递时，有人要求看到何路的诗，借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料”。但他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连网络上也没有何路作品的任何影子。
“我无法提供他的作品，我也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他的确是一位真诚的诗人。”何路的一个朋友无奈地说。此前，何路不会上网，甚至不会打字，他的作品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更何况，他的诗在诗人圈子里，也没有什么名气，一些诗歌评论家甚至就没有听说过他。
除去不能看到作品，诗人和正在帮助诗人的人受到了一些网友的猛烈抨击。有网友说：“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可恶的，没办法给生命一种健康的状态，我讨厌听到‘艺术家很饿’，那是一种逃避和堕落，比吸毒和犯罪还罪孽深重。”
有个网友讲述了他遇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的故事。“我问他：能养活老婆孩儿么？他说，不能。我又问他：能养活自己么？他也摇头。我就泄气了。不要说艺术作为职业存在，就算一个人，一个自立不寄生的社会分子，也不合格。”这名网友质疑：“艺术家是特殊群体么？哪个行业都有饥饿的，也有没钱看病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越来越少了，但何路正是其中之一，他“质疑劳动的价值”。一个漂亮的女诗人坦承“不喜欢何路这种不劳而获的状态”。但也是这个女诗人，驾车66公里来找何路喝酒，只因为“喜欢他们够纯粹”。
何路常常对周围的人讲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故事，这个人曾被当局判以“流浪罪”和“好逸恶劳罪”。
“好逸恶劳，这不是人的本性吗？”何路轻蔑地笑了一下。当然，他闭口不提的是，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判以“社会寄生虫罪”，并处5年徒刑。
穷困潦倒的诗人
这个重庆男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挨饿的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火锅店老板、记者，不但无须风餐露宿，而且还拥有“几十万元的家财”。
这一切延续到他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坐落在圆明园废墟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这个特殊村落的历史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画家，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的身份聚集到画家村。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想逃离体制，于是选择了圆明园。”1992年就进入画家村的胡月朋说。一年之后，何路来到这里采访，“那里都是些‘饿人’，可是他们都很欢快，个个都特别”。两个月后，他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住进这里。
直到今天，那些经历过圆明园时期的人们回忆当年，总离不开食物。被烧成红烧肉味道的豆腐、包子铺柜台里的猪肉白菜馅大包子，有人甚至跑去地里挖野菜。那时候，人人都没钱，“蹭饭”成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
甚至有时候，他们“假装在路边晒太阳，其实是在偷瞄能不能拉到一个人去家里看画”。胡月朋说，因为就算不买，看画的人也一定会请画家“搓一顿”。
那个年代，“满脑子想骗女孩子的小流氓，都拿着诗集在大街小巷晃来晃去”，诗人却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作品换取收入。何路和卧夫曾经从后门溜进圆明园，跳进湖里抓河蚌。十几年过去了，诗人从未改变过这个窘境。
在这段时间里，何路两次帮人代笔写书，曾经赚过一万元钱。可是钱是攒不住的，“每一时每一刻都觉得缺钱。”长期以来，他只能靠朋友“断断续续的周济”生存。不过令他高兴的是，“就算没钱，只要每天下午5点钟一到，也总是会有酒喝”。
尽管穷困潦倒，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何路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这显然是何路创作的高峰期，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都在这段时间完成。酒吧老板们看中艺术家活泼的气质，让他们去酒吧暖场，并可为每人提供一杯扎啤。在酒吧里，朋友们常常大喊：“老何，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
何路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站在凳子上，声嘶力竭地用重庆腔朗诵自己的诗作。这种状态一直到画家村被解散结束。“脑袋比较木”的何路被送进了收容所，然后被送上了遣返重庆老家的火车，从此开始流浪。
2007年，何路来到宋庄。这里被视为圆明园画家村之后的第二个乌托邦，据说，这里有“疑似艺术家”4000多人，其中“疑似诗人”100多个，最近由于朝阳区的艺术区拆迁，“又多了1000多个艺术家”。
和以往不同的是，画家们不再矜持了，“把画像大白菜一样摆在街道两边”。反倒是诗人何路，一直把饥饿的传统继续了下来。
“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
事实上，诗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了。曾经月发行量54万本的《诗刊》，如今据说已经下滑到2．5万本。过去，有人调侃说，在北京扔一个馒头能砸到3个诗人，但现在，同样一个馒头，砸到的可能是老板或农民工。
大多数诗人也不再忍饥挨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授、小说家或者房地产老板。诗人唐晓渡是这个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但他接触到的诗人，几乎没有人以流浪为生。“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先稳定下来”，唐晓渡说，“不管是不是进入体制，他们生活都有一个重心”。
芒克曾经也是一个因为诗歌而贫穷的人。但后来他有了妻子和孩子，他开始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儿子、丈夫的责任。2004年，他开始画油画，“最初的动因也是钱。”
唐晓渡觉得，这些流浪诗人，有些时候或许是“靠幻觉来满足自己”，因为“一个人只靠写诗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再遇到布罗茨基式的人物，可是在宋庄辛店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你可以同时碰到两个——何路，和他的室友曾德旷。
和何路在同一个院子里挨饿的曾德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小有名气。他因为诗歌而被称为“顾城的接班人”，但却因为做人，被一些认识他的人形容为“一个诗神附在了一个垃圾身上”。
“他经常蹭饭，不惹人厌，但惹人烦。”人们解释说。
他“很有才气”，曾经写下“清瘦的甲骨文在薄荷的香气中洗手／哽咽的珍珠，从大地的蚌壳中飞升”这样浪漫的词句。但“在他脸上可看不到任何唯美和纯真的表情”。文学杂志《芙蓉》的编辑们记得，这个黑瘦矮小的人总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嘴里嘟囔着，“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常常呈现“饿殍状态”，困了就和门卫挤在一块睡觉，或者干脆睡在杂志社走廊里。
去年西安一次笔会的开幕式上，曾德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当即被观众们追为偶像。
曾德旷想赚钱。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出版后，他将这本定价15元钱的诗集卖到100元一本，后来又抬到300元一本，最后“竟然还真卖出去了两本”。这样的好事不常出现。结果，5年以后，他仍然带着卖不完的诗集在各地流浪，有时也去美术馆和公园里卖唱，“和其他人一样，把帽子扔在地上，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但常常被保安追撵。”
这时，距离他成名已有15年,他却从来没有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名“顾城接班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人资助的渴望。尽管他常常辩解自己“不算乞丐，因为诗人毕竟是有尊严的”，但只要开始聊天，他总是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寄生虫。”
一个在重庆县城工作的朋友长期资助曾德旷的生活，“一个月100元，或200元”。他也乐于炫耀同学给他封的一个大红包，“2000元钱，人家也觉得艺术家不容易。”他还曾经以出诗集为名找到一万多元的赞助，“不过最后钱都花掉了”。
他羡慕大诗人里尔克，里尔克曾经被贵妇资助，有地方住，有一些钱过简单的生活。他幻想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幸运，但这不现实，“中国诗人的地位太低贱了”。
他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坦白：“我不想劳动，我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写东西。”不过，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这条路太难走了”。3月20日，他与何路共同承租的这座小院即将到期，他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北京了，也不写诗了。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宋庄不能给我希望”。
不过，何路还会留在这里，曾德旷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在这能找到希望”。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其实，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来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的朋友担心，“会不会像范进似的。”
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经常填不饱肚子的何路不同，赵庆曾经旅居美国，是个商人。
“没有何路的宋庄终将是平庸的宋庄。”赵庆说。
最初，宋庄的一个广东画家阿限让赵庆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脏脏的，个子不高”。他邀请阿限到北京城区的家里做客，到了中午，他说，“走吧阿限，请你去吃红烧肉”，阿限很高兴地同意了，满脸都是“很天真很灿烂的笑”。正要启程时，阿限却突然说：“赵哥，我不去了，我带饭了。”边说着，这个像个孩子般的画家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冻硬了的糖三角。
“当时实在太惊讶了！我决定，一定要进宋庄看看，该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有这样一点也不虚荣的自尊。”最后，赵庆干脆住进了宋庄，因为宋庄让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能力”。
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一个老头儿，静静地蹲在墙角，看起来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随着进一步的交流，赵庆逐渐发现，这个老头儿和村子里许多梦想着“成功”的艺术家不同，“他心中没有贪欲、没有恐惧，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他将是宋庄的绝响，在庆幸之余，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饿死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与耻辱”。于是他决定，将来还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不多，就相当于低保的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又帮了他的忙，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255页的《何路文选》。在此之前，2009年年末，这些作品因为包括过多“性和暴力”的词汇和语句，找不到正规的书商出版。作者本人将此书的售价定为100元，“不算高也不算低”，尽管他也想过，如果像曾德旷的诗集定价300元一本，说不定“价钱越高，卖得越多。”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售书136本。赵庆将7800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这是一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6800元给了何路，“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又数了4000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的作品了。有些读者将他封为“大师”，但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并不这么看，有人说“行文比较粗糙，文字造诣不高”；也有人说，“这是‘标语式诗歌’，内涵不够”。
尽管大家都承认“他的生活态度足以担当得起‘死磕派’这个名字”。
活着，并依然“死磕”
因为那一场大病，诗人何路无意中被许多人当成了“宋庄的精神指标”。2009年10月份的一次宋庄聚会中，这个邋遢的诗人照片被放大到两米高。他本人则被送上巨大而古老的炮车，威风凛凛——这是行为艺术家们作品的一部分。他甚至有机会作了个总结发言，不过，发言稿是别人写好了递给他的，他只是照着念了一遍，念完后，还在别人的要求下，鞠了3个躬。
作为诗人，他对这个作品很不满意，“发言说得很傻，文字也不好。但他们不让我自己写”。他对要求自己鞠躬也感到不满，比起向帮助过他的人鞠躬，他宁愿行3个少先队礼，这是他常年来坚持的打招呼礼节。“鞠哪门子躬？干嘛鞠躬？死人了吗？没有。我活了，活得更“酒”了。我真诚地谢过一次，再这么谢来谢去不烦人吗？”
迄今为止，诗人何路看上去并没有太大改变，不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挨饿，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敲响他小院外的绿色铁门，在他那冰冷的如同地窖一般的“客厅”里喝酒、聊天。如果不是被问起，他不大会提及之前生病与受助。
今天所能找到的，只有一篇他的感谢信：“……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此刻，我在宋庄的院子里调养虚弱的身体。春天的桃花正在开放。劫后新生的舒适感还在心里荡漾。好吧，活着并依然‘死磕’。……”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被那些虚无的感谢束缚住，但人们始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表示关注。就在这个冬天，他又进行了一场自发的行为艺术，“光着屁股在雪地里打滚”。
照片被迅速传到网上。谁知，过了不久，一个因出于对募款发起者“胡月朋的信任和对老何的同情”捐过300元的网友挺生气。“不久前你差点呜呼哀哉，挺大岁数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好歹！你身体好大家都高兴，你光屁股在雪地里撒欢就是不珍惜大家对你的祝福。”
他强烈要求：“老何，你退回我那三百块钱！”同时，他给这笔款项制订了详细的规划，“我听说家住宋庄在美院读书的一位小女孩病重，治疗费用很高，请胡月朋转交小女孩家人。如无法联系，就请胡拿此钱跟哥几个吃一顿，名单有：钟天兵、杨小兵、尹昆、邝老五、片山、马野。有的人名一时想不起来了，请胡自行决定。吃饭时别叫我，我一到宋庄就头疼。另，吃饭时不要叫上何路”。
“你看吧，这就是拯救一个诗人带来的影响，都快过去一年了，一切仍然没有结束。”胡月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