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贫血三百年
孔门学说相传千年之后，该怎么样呢？到了明朝末期，一个泱泱大国又怎么可以被灭掉呢？这个话题很不好说，至少在我心中，便是一笔糊涂账。
数年前淘得一册旧书，开卷有益，爱不释手了。此著为“新会梁启超著”，成于1923年，由上海民志书店印行，书名叫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约二十万言。梁先生在阐述清代学术之前，首先梳理两千年间主流学派，认为“儒家开宗的孔子，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孔门学说并非一种于社会改造积极主动的学术思想。梁先生讲，六朝隋唐，物质文化发达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了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此后，“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越发厌倦”。
更糟糕的是，梁先生说，明朝仍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学说中的豪杰成分，好像是一针短暂的兴奋剂。而王阳明身后所谓士大夫社会，无论清流浊流、东林复社，不过是两群八股先生又吵又闹争权夺利而已。因此梁先生说，晚明政治社会溃烂到不可挽救的程度，与八股的腐朽和八股先生的下流分不开。即使最一流的学问家如颜习齐等，也唯有常叹“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罢了。整个中国学术，不得开展。
梁先生的结论是：唐宋以后，中国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学问，而是在原先儒、道、佛基础上，不断产生些小支流、小派系而已，是挡不住的学术败相。
对于清代以来三百年之学术，梁先生持基本肯定态度。他认为这一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其支流则是“排斥理论而提倡实践”。梁先生盛赞的书，一部是晚明徐霞客的大型地理游记，一部是清初宋长庚的《天工开物》，另一部是由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完成的《几何原本》，还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等等，都是注重科学实验的宝贝，谓“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居功至伟而赋于历史以生机者，梁先生首推康熙大帝，说他不仅自己可以批评梅定九的算书，而且敢于把一大批耶稣会的西洋科学家请进南书房，“轮日进讲”数学、物理、测量、天体、音乐等等自然科学知识，还建造了最早的观象台，使得唯物史观在中国扎下了根基，“有宏纳众流气象”，且主动改变了早年间大兴文字狱的丑恶现象。这时候，中国似乎可以诞生出新的学术思想呢。照着这个路子，国家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不知将提前多少年实现。可惜到了雍正、乾隆两朝，学界开明的情景偏偏又倒退回去了。雍正帝亲自撰写一部《拣魔辨异录》、一部《大义觉迷录》，讨伐弘忍、曾静等新学派；乾隆继而几十次焚书达13862部,残酷压制各种民间新思潮，重新推举古老的儒家程朱理学，花十年工夫编纂《四库全书》，不走新路走老路。到嘉庆道光年间，清廷终于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败之途。用梁先生的话说：“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一个全民族蒙受屈辱的时代开始了。
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尽管纸黄页脆，却实在是一部极厚重之作，其中涉猎晚明以来清代各大学派诸多门类研究成果，悉心探索中国社会兴衰前行的规律，见解深邃，蔚为大观。几年前到广东新会瞩仰梁先生故居。那个叫做茶坑的小村庄，村口一株老树，根盘丈余，可多人乘凉其下，树干要三人展臂才抱得住。这部书，与这株老树极其相似。所怪异者，这般难得的好书，为何后来不见有重新出版的新册？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