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时代”的理想星火
作者在自序中说，“是书籍引发书籍。我还记得第一次阅读到《骑在铁公鸡上》时的快乐——保罗·克鲁在中国的火车上度过了一年之久，从广州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新疆……他观察、呼吸、品尝、发呆、焦躁，偶尔尝试交谈。他写作的那个中国，我如此熟悉，以至于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夜晚马路旁大排档上的烤肉香气，看到那些有时无所适从、有时又安然自得的眼神……
像很多读书人一样，作者从书籍记载中找到一条路线：爱辉—腾冲，从中国的东北端点划向西南端点。在这条线路以东，是现代中国，充满了现代文明的迹象和占大数的人口；它的西部则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局面。两极之间的地带，那些普通的县城与村落，无疑具有过渡形态和多样性，也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样的旅行，被赋予了田野作业和社会考察的性质。
作者的旅行也经过山西，那里的很多矿区惊人的一致：连绵不绝的超载的重型货车，总是把刚刚维护好的公路轧得坑坑洼洼，货车裹挟着风雨，裹挟着煤尘，漫过之地，无论是山体、雕塑、居民户、树木，无一例外地全部披上厚厚黑尘，无人践踏之处可以拓出清晰的鞋印。这些永不消失的超级货车，运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陈迹。一到夜间，那里就变成了城市人们消费的娱乐地。
作者说，他本想写一部游记，但可惜耐心与观察力的双重不足，让他不得不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他以急风暴雨式的速度向南方穿越中国，沿途的小镇、打工者都成了他对话的对象；他去了三峡、记录宜昌的春节、对话卖气球的小余；他去了台湾，以“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来素描台湾，试图完成一次对台湾历史的压缩式诠释……在这些旅行中，他最熟悉的祖国成为“陌生人”——他所说的陌生，是指在他的旅行中看见了快速变化中的中国，看到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变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像无根之萍：他们迷惘却又蕴涵着无尽能量；他们有快乐、残忍与痛苦，却没有真正的悲剧；有四处泛滥的情感，却鲜有值得铭记的爱情；人们工于算计，却没有一点长远的眼光；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不过是为了逃避眼前的无力之感……
书中有现代中国的小角落，有处于高度敏感期的三峡，有灾难前后的北川县城。作者结识了许多普通小人物，倾听他们微小的梦和残酷的现实。比如，“卖气球的小余”。像其他小人物一样腼腆、乐观、对异性毫不掩饰地追逐，他是中国普通人的代表。他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没有因为投机而暴得大名，甚至他连谋求像样一点的生计都很困难，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喜怒哀乐才会触动人——历史大事件是伟人写的，但历史的究竟，是最普通的小人物书写的。在作者笔下，这些普普通通却书写了时代的小人物，散发着隽永而恒久的气息。
在书中，作者除了一再提及的文化断裂感，还多次说到“当下同集体主义时代的区别，或许在于人们有了更多的相对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的生活更加缺少保障，缺少安全感”。这是作者行走在现代中国时，在微观角度观察到的一个确实的实况。它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都值得注意。
有人说，“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一些最终都到达不了目的地的人，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度上”。这就是《祖国的陌生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