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引咎辞职不再是官场风险秀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在党政体系内的诸多权力项目和配置之中，分量最重、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易受腐败侵蚀、一旦滥用社会危害性最大的权力，除了“财权”之外，恐怕就非“用人权”莫属了。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看，“用人权”都是一种母权性质的权力，是其他一切权力的源头。这些年的反腐经验和教训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但凡是腐败面积最大、危害最烈的腐败，以“卖官鬻爵”、“跑官要官”为特征的用人腐败，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保留节目”，而且往往居于最核心的位置。
“用人权”虽然如此重要，但在以往的干部管理实践中，较之其他权力规范，事实上却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一方面，“必有责”的责任，担当的往往并不充分，显得轻描淡写、无关痛痒——比如，对于“用人失误”者，常常欠缺应有的严厉追责，或者在“引咎辞职”之后，很快轻松地易地做官；或者干脆在浮泛空洞的“领导责任”说辞下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受监督”的监督力度、程度和范围，也同样十分有限，所谓“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纪委监督太晚”。
就此而言，上述几个《办法》所明确的“引咎辞职两年不得提拔”、“突击提拔干部追责主要领导”、“干部受处分须查其任用过程”等条款，应该说，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既细化了“用人权”的具体运行规范和程序，使之变得相对更加透明和可预期，同时也强化了与“用人权”相匹配的追责力度以及相应的可监督性，从而增进了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让它的腐败风险相对更可控。
但也要意识到，无论是从理想角度，还是从制约“用人腐败”的现实看，要想实现对“用人权”的充分有效控制、彻底扎牢其制度篱笆，将其腐败风险降至最低，目前依然任重而道远。比如，“有权必有责”中“责任”方面，在我看来，仅仅靠党纪政纪范畴内的“引咎辞职”“不得提拔”等追责形式，仍嫌单薄不够（众所周知，现实中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与一般社会职场的“辞职”，性质完全不同，前者仅是具体官位的辞职——行政级别、官员身份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一般并不受影响），还须进一步与法律责任衔接起来，辅以法律尤其《刑法》层面的刑责，进行最严厉彻底的问责。另一方面，在监督方面，除了党政体系内的部门监督之外，我以为，还须在充分贯通民主和权力授受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对“用人权”的全方位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