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双子星"
编者按
名校从来不仅属于它所在的那个城市，而是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两所势均力敌的名牌大学，它们或偏文或偏理，或婉约或豪放，或是政经智库或是科技尖兵。按理非同质不可比，但学生和百姓还是愿意把它们比来比去，原因是，它们是同城双子星。
一直有人说，大学是一个染缸。每个学生毕业出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带着这所学校的色彩。这就是大学的风格。
身在染缸或已经出来的学生都喜欢拿出对手学校的方方面面比一比，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喜欢PK一番，复旦和上交大的学生也爱一较高下。网上网下，感性的口水战有，理性的学术排行也有，还有校门比较、美女比较、知名教授比较、圈来的经费比较等等。
比，没有坏处，有个假想“敌”，同学们华山论剑各自争锋不仅妙趣横生而且更张显了母校风格，有利于对抗当下千校一面的趋势。
本系列擂台比的是双子星的校园构造和传统对校风学风的影响，欢迎各地校园媒体记者们踊跃投稿，多层次多角度展现本地双子星的特色和绝招。
南开PK天大
张小野
天津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假如让南开大学的学生来回答，答案很可能是戏谑式的“一墙之隔”。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找出南开、天大这样两所距离如此之近的大学。事实上，两个校园之间，有过一段连围墙都不存在的时期。
十几年前，一条布满了小饭馆、酒吧和理发店的南北通道连起了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和94号。无法分辨穿梭于此的年轻人究竟属于南开还是天大，他们互通有无，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向北，是“北洋”（天大前身为“北洋大学”），向南，是“南开”。
今天，这片繁华之地已被两校合建的“联合研究大厦”占领，只留下“天南街”的种种传说。大厦底部形似大门，行人从中穿过。于是，“天南街”还没走远，“南天门”来了。
而卫津路93号是个极易被忽略的所在。好奇者往往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找到这个门牌，它属于一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但寄居于南开大学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里。
形式上没有围墙，并不意味着实质上没有藩篱。从两位“邻居”的日常言谈中，可以听出看不见的隔阂。
譬如，世上并无一间“七里台技工学校”或“七里台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办学机构，这是在八里台好事的南开学生赠给天大的别名。作为回敬，天大一些人会以“八里台某文科学校”来指代南开。
“七里台技工学校”或“八里台某文科学校”的称呼当然有失偏颇。如今的天大和南开都是学科门类完备的综合大学。以往的工科院校天大办起了文学、经济、法律甚至影视专业；凭借文理驰名的南开，也有了光学工程这样的工程类重点学科。
不过总体而言，天津大学仍然是工科占据统治地位，南开的看家学科也依旧是文理各占一半。这是中国高校仿照苏联模式拆分调整之后，两校形成的传统格局。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行政力量主导的院系调整，让南开和天大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开最引以为傲的化工学科划入天大，亦得到了天大的数学和物理系。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北洋大学改为天津大学，迁到七里台，与南开比邻而居。
此前，天津的两所名校曾相距颇远。正如它们的名称堪称“南”辕“北”辙。
公立的北洋大学建于1895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屡次迁校，如今天津市北的河北工业大学校园，是北洋大学的一处旧址。
而南开大学位于“城西南的开洼地”，1919年首次开学，一度是中国最成功的私立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下，组建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院系调整让天津两所最具传统的大学做了邻居，也给它们的办学方向带来了变化。
南开的创办人严修、张伯苓以务实著称，所办的化工、经济等学科，紧密结合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的需求，极为成功。但当化工这样的“招牌”划出之后，南开大学不得不在更强调基础的文科和理科领域精耕细作，天津大学则专心致志地发展工学。结果在文、理科和工科领域，它们分别享有盛誉。
天大推崇求是的态度，鼓励学生“振科工、重实验”，“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南开则以风气自由、学科多元、基础宽厚为傲，能从抽象的数学中生出一门“文化”课程，也鼓励物理系学生做自己的诗人梦。
南开大学最出色的毕业生之一、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很早就注意到了两校风气的差别。1926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之间选择。北洋大学规定：四年制学校毕业生只能报考预科，入学后须补读两年。而南开无此限制，只要考试通过即可。
如同所有的同城“双子星”高校一样，南开和天大之间存在较量。文学家曹禺和老舍曾称赞，“知道有中国的，就知道有个南开”。天大的知名度相对低得多，被不少人误以为是一所市属高校。考取南开的难度往往高于天大，南开学生也就拥有了一种天然的心理优势。天大学生不甘居于人后，言语上的针锋相对便不可避免。
即便为了面子偶有争执，南开人和天大人总的来说还算和气。从实用角度来看，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不使用隔壁的操场、教室、食堂乃至课堂。“天南街”、“南天门”或是另一个校园，也会留下自己大学的回忆。
“邻居”曾有一次“结亲”的机会。10年之前，中国高校合并风潮正盛，针对这两所学校，一度产生了一个合二为一的计划。有人出主意说，合并后的新校可称“天津南开大学”。外界很难知晓合并计划流产的缘由，但这为天津保留了两所各具特色的学府。
事实上，南开和天大都是当今气质内敛、实力雄厚的高校。在天津这所颇具平民气质的城市里，南开、天大不像北京的北大、清华，这里只有带点土气的“新开湖”、“敬业湖”，没有富于诗意的“未名湖”。
一个世纪以来，天津的城市地位时起时伏，上世纪初一度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后被广州、深圳超越，如今又开始了上升的进程。南开、天大的命运，也与这座城市连在一起。
今年3月，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海河岸边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划定了新校区。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新的校园仍在一起。看来，下一个百年，它们要继续做“亲密无间”但又“南辕北辙”的邻居。
武大PK华科
彭雪娜
又是荆楚大地，又是九省通衢；既有大江滔滔而东，卷起了千堆雪，又有东湖寂静如镜，不起一丝涟漪，兼有南北之长，磅礴与温婉共存。这城市里的武大和华科恰似沿袭了这个城市不同的两种性格，一个古典，一个现代；一个自由浪漫，一个理性严谨；一个张扬，一个低调。
单单是踏进两所高校的校门，就能感到截然不同的两种气息。武大正门的牌坊在闹市中静静地伫立着，看似温婉实则透着一席不与世争的傲气——四根八楞立柱，柱头上是云纹雕饰，寓意是高等学府的深邃与高尚。华科的校门相比之下就要朴实多了，一片草地上一个四四方方的招牌，一点不玩虚的。
从地图上看，武大是一个偌大的椭圆，校园中的大路小路全都依着校内的珞珈山、狮子山呈圈状扩散，自由地延伸着，织成了一张大网。大路小路勾结交叉在一起，行走其间，移步异景，有曲径通幽的闲适。若是偶遇游客问路，指路倒成了一件费心事。常常见着的就是武大学子比划半晌，最终落得一句“哎，我看您还是走到前边那个路口再问问别人吧……”反观华科，整个园区大体是个四方形，建筑的规划亦是中规中矩，道路大多是正南北正东西。俯瞰整个校园，像是一个大盒子被无限等分为若干个小盒子。在交叉路口，往往有一眼望到底的痛快。但尽管如此，初来乍到仍然容易犯迷糊。有人说，这里的路长得都是一个样，长短、角度、宽度、模样，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在武大，巴掌大的地儿都非要取上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不可。“北溟深广，鲲翼垂天，云搏九万，水击三千”——鲲鹏广场虽说有个恢弘的名号，可是走近一瞧，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小广场，因鲲鹏展翅的雕塑而得名。最被人熟识的名称“珞珈山”也是拜闻一多先生所赐。珞，石头坚硬之意，《老子》一书中有“不欲录录如玉，珞珞如石”；珈，古代楚国贵族妇女的美丽首饰。珞珈山一名，剑胆琴心，刚柔相济，珠联璧合。
樱园是武大的一个标志，人称“老斋舍”或是“樱花城堡”。老斋舍的每个入口上都有雅号，取自千字文的前16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珞珈山遍地都是典故与匠心，却透着小众，比如很多人就不认识门牌上的“昃”怎么念。而华科的地名来得直截了当得多，东二楼东三楼西三楼西四楼，每一个都来得响当当，言简意赅，不多表露一丝表情。不论是建筑还是布局都像极了苏联的那套，逻辑严谨，表述简略，干净得不留破绽。晴天午后，若是像在武大里那样就着草地一躺，翻起随身带的书，绝对是要引得华科学子侧目的。
学在华科，玩在武大。说烂了的两句话，也是两校的真实写照。华科人说，“我不是在自习室，就是在去自习室的路上”，随便走到哪座教学楼，男生女生自然地分成两股，埋头按顺序走进自习室，颇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扎实的学风，严谨的学术态度可不是吹的。学子们往图书馆、自习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也难怪低调华科不动声色就成了全国进步最快的学校。而在武大，树林里、小湖边、球场边，哪里都是看书的地儿。看累了就仰头看看蓝天，听听鸟鸣，四下张望一番，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学就跟玩儿一样，自由就像空气一样被视作理所当然。
在华科，游人是容易区分出来的，因为华科人从来都是脚步匆匆，不然就是骑上自行车，风一般地穿行过去，管他帅哥美女还是良辰美景，咱可没工夫停下来赏析。到了教学楼，车放下就匆匆踏进教室，温它几页书，做它几道题，心里才踏实了点儿。而武大人不一样。上上下下的地势也没法儿叫人安稳地踏几步路的车，不时看到新叶冒了芽儿，看到湖里游来了一只绿头鸭，不禁驻足细品，恍惚一下就忘记了时间。
同样是坐落江城，然而华科，如同华科的建筑和布局，干净利落，直截了当；武大，亦如同武大的小径，神秘莫测，浪漫幽静。多年来，很多华科人最后都去了武大当老师，而以一曲《樱花树下的家》成名的武大校园歌手彭挺最后去了风格迥异的华科。
两所学校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吸引着彼此。也许，就在许多华科人和武大人的心中，都埋藏着对对方学校的憧憬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