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认同难掩精神的无处安放
去年《广东消费蓝皮书》也曾披露过，老一代农民工的80％－90％会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不过，这一变化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享受城市生活，不如说他们在被城市的消费生活所塑造。因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的形成，与其在消费价值观念形成关键的时期身处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一旦度过这样的“定型期”，无论外界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如何变化，都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可以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故乡依然在农村，但这个故乡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渐行渐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行中，他们没有在农村环境中生活和成长，所谓“身份认同感”不过是一种血缘和地缘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不是一种烙印于内心深处的精神皈依。而在城市生活和打拼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接受了城市生活的习惯，和城市生长的青年一道接受城市化和商业化浪潮的洗礼和塑造，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城市生活的消费也就不足为奇。
可是，环境的塑造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并不能自动带来精神层面的认同。甚至可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世界的状况，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一方面，离自己越来越遥远的家乡，正在成为“沦陷的故乡”，他们不可能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从遥远的故乡寻找自己精神上的皈依；而另一方面，自己从年轻时就开始打拼的城市，虽然在物质消费上和自己“如胶似漆”，但在精神层面却“貌合神离”，一个在居住上需要暂住、社保上感受差别、机会上不能平等的城市，注定不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问及“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时，41.7％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只有7．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消费上认同和精神上隔阂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成为精神上的“人格分裂者”和现实生活中的“两栖人”，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寄托，心灵始终无处安放，物质的消费充其量是在试图填补心灵的虚无，可这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吗？所以说，我们不能被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消费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这一表象所迷惑，而应该洞悉背后他们其实无处安放的精神寄托。事实上，和乡村熟人社会由信任建立起来的认同感不同的是，对城市的认同感，来源于城市宽容、开放的胸怀，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一视同仁的包容与呵护。可是，我们的制度让城市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