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人语

——关于《今世今生》

葛水平

    在太行山的乡村，为了我的成长，我母亲把我许给一个石碾磙做干女儿。风把那个石碾磙风化得早已看不出它身上的凹槽。它竖在村口的一棵杨树下，树空心了，因为经了年月，有孩子们在树洞里捉迷藏。夏天的时候有蛇出入，枯干的皮囊通往天空，居然有绿叶长出来。石碾磙在它的根部，放置了多少年呢？80岁的老奶奶从记事起，它就是这样。一块朴素的石头，做了几代人的干大。世上的人已经乱了辈分，它却依旧庄严地坐在树下，永不开口，让你无法捉摸它的生命里是否真有干大的力量存在。乡村的人们喜欢端了碗围绕在它身边吃饭，讲古今、论时下。我坐在石碾磙上听。我母亲是乡村里的小学老师，小知识分子，文化文明了她的思想，却没有文明她对俗世的眼光。她明白，认一个人来给女儿做干大是多么麻烦的事。就这样，我知道它是我干大。我叫它，它不应。或者，它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叫它，虽然有点儿遗憾，但也让神秘弥漫了我的童年。

    我认石碾磙干大的时候，已经7岁了。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快过年了，年前的腊月里有一天是“吃炒节”，就是把豆子、玉茭炒了，吃的时候拌上蜂蜜，乡村叫“吃甜”。大概意思是日子一年比一年越过越要甜。头一天的晚上，我的同桌秋苗对我说：“我有二两粮票五分钱，明天去公社买烧饼吃。你回家和你妈要，你妈是老师，有钱。”我们是第二天一早从我妈教学的村庄郭北沟出发的，走到公社不到中午。各自买了烧饼，舍不得吃。先是经不住诱惑吃了半个，发现刚出炉的烧饼软，不禁吃。大冷天，我们决定把烧饼放到石头上冷，冷硬的东西总是吃得慢，这也是我们以往吃零嘴的经验。一路往回走，一路用指甲掐豆粒大一块往嘴里放，是把烧饼含化了的那种吃法。走到郭北沟的小河滩上，天黑实了，村庄上空炒玉茭的香气飘下来。秋苗问我，吃完了没有？我说，还有一块。我们把最后口袋里的烧饼掏出来。两块烧饼被团得像药丸蛋子大，比了比大小。她很激动，因为，她比我剩下的大。然后，我们放到嘴里，抿着嘴等它慢慢化开。河滩正好是山的风口上，很快风把我们身上的汗收走了。秋苗说她冷，我们拉着手往村庄走。那一夜我尿床了，我妈第二天打了我，一条褥子晒在学校院子的铁丝上，整个村庄都知道我尿床了。秋苗第二天病了，高烧不退。乡下人不知道把她往医院送，只喝葱姜水发汗。汗发多了，人虚脱得瘦成一张皮。后来秋苗死了。我妈很害怕，要是死的是我而不是秋苗呢？她这一辈子就没有闺女了。这样，我才认了石碾磙做了干大。

    我给石碾磙干大烧香，我妈问我：“你求你碾磙干大保佑你什么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求，我没有理想，对未来从书本上已经知道了：“2000年要实现共产主义。”我把这一段童年的事情写出来，是因为，我知道村庄给我的记忆太深，人和事和村庄的气息和民风民俗，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村庄的事够我一辈子享用。

    尽管我的童年因为我妈是老师，很少有玩伴，有时候想起来会很孤独，但是孤独中也有几分交织的快感和欣慰。我的梦想是从不断的失望中激发出来的：先是我妈不让我学文化，要我去学戏，我不喜欢学戏。这样，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投己所好。我开始写诗，诗是我青春年少时最简短、最明丽的语言。我在不断成长中有时停下来，不是为了喘息，是因为一些不曾料想的“简单的成熟”。比如，我不想写诗了。我想，写散文比写诗字多啊。到后来想写小说，小说的字比散文更多嘛。我总是在做一个白日梦，用非常微小的细节来叙述我梦中的乡村。我写他们曾经和我一样活着时的喜怒哀乐，我写他们其实是写我自己，我要把我这一生用小说贯穿起来——在我还有思想、还年轻、还有努力的时候，我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性别的生存状态。我始终清楚：我活着，而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地无意识地按部就班地活着。当我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普通的人民共生、共度光景，我活着的人生五味甘苦就是社会的五味甘苦了，我的青衣布裤与在春风中吹生的万物就相应相生了，我的悲情爱恨就不仅是我自己的。这就是我的《今生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