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的公众”带给我能量

    我童年时，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少年呼天”事件——我给毛主席写信了。我被请到学校广播站，向全校师生传播这个特大喜讯。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喇叭里讲话”。我的播音生涯，比听众知道得更早。

    还记得播音间用的话筒，上面系了个红绸子。我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老师们，同学们，我是四年级二班的王刚。我前些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了决心，要做一个坚强、勇敢、对祖国有用的人。现在党中央回信了，我给大伙儿念一遍……”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公众”。毫无疑问，那时的我，是带着最大的热忱面对话筒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我在倾诉什么呢？我的话语从有线喇叭传出去，在某个空间，实现了某种效应。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一切，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神迹？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关于演员的一段论述让我一激灵。话的大意是：支配一个人职业选择的最大因素，“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书中写道：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他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更加深刻。

    读经典也好，闲书也罢，还从来没有一段话，与我内心朦胧的想法如此相合。从来没有一个词，像“隐名的公众”这样触动我。它促使我对演员角色的自我意识、演艺与生活的边界意识、演员的职业伦理，产生许多思考。

    《夜幕下的哈尔滨》刚刚火的那一年，在沈阳的万人体育馆里，我在中间台上说书。一人，一话筒，两束光而已。然而，黑压压的周遭，充满着看不见的能量，传递着体验不到的温度——多少年来，我都难忘那种感觉：被遮蔽的脸庞，压抑着的热情，似乎只能通过第六感去感知。“隐名的公众”？难道这就是了？我沉浸于那个世界讲述着：茫茫夜，铁蹄下，老满洲风云，亡国奴的呻吟，淡淡的血痕，宪兵，毒刑，不屈，战斗……那个现场安静得连掉一根针的声音，都会听得见。那天，我真是陶醉了。

    爱书人，读书人，说书人，“演书”人，这就是我的“书缘”。而我的“书缘”面对父亲却变成了永久遗憾。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牛虻》。它是一部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被中国青年热烈追捧的作品。“牛虻”原典出自希腊神话：天后赫拉嫉妒丈夫宙斯爱上少女安娥，放出牛虻来日夜追逐已化为牛的安娥，使她几乎疯狂。后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牛虻，说自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实行针砭，即使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人们读到的书中“牛虻”，即是一个饱经忧患、意志坚强、机智勇敢的革命者。作品结尾对牛虻慷慨就义的描写是特别精彩的一笔！

    我录《牛虻》是1979年夏天，我父亲在同年4月查出肺癌。父亲住院的时候总是问我：小刚，《牛虻》什么时候播啊？不是早录完了吗？他特别想听，成天调着台。似乎认为，他每天虔心地调台，儿子的声音就能从里面迸出来。想起这一幕我就心悸：父亲同病魔苦斗的那些日夜，只要有点精神，他就在病房里徒劳地拨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在他生命倒计时的夜晚，他就这么一点希冀。

    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把我说书的录音呈献在老人家墓前。我的脑子里回荡着《牛虻》里那个老人的话—有一次我告诉过你，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一个人。我并不认为你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如果我像你这么大，我也理解不了。亚瑟，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我自己的儿子。你懂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希望……

    往事如昨。一切伤感，一切解脱，都能从书中找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