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改革精神万岁
没有哪儿比诸城改得更彻底，“卖光”名不虚传。没有哪儿比诸城改得更干净，一点乱子没出，一点后遗症没留。
很多地方在转制过程中都实施了所谓“减员增效”，出现过职工下岗潮。诸城就没这样的事儿。在诸城改革的过程中，只有下岗的厂长经理，没有下岗的职工。诸城以“股份合作制”起步，职工全员持股也全员雇用。改制的过程，不仅仅是职工拿钱把企业买下来，同时它也是增资扩股的过程，产能扩张消化了冗员。
很多地方职工下岗之后，长达数年时间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保障，能从政府获得的唯一帮助是聊胜于无的生活费和救济金。诸城就没这样的事儿。时任市委书记陈光在设计改革方案之初，就主动找专家咨询，了解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建立哪些种类的社会保险。他们以出售企业产权的部分收入所得，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社会保障网。当改制数年后，开始出现企业破产，诸城波澜不惊。
很多地方改制都引发过烈度不一的“群体事件”。轻微者如没完没了的“群访”，严重者如去年的吉林通钢、河南林钢事件。诸城就没这样的事儿。你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几年，诸城人民如果想上访是多么方便！他们根本不用上省进京。来自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省市的参观团、调研组前脚踩着后脚，诸城宾馆里省部级以上客人一年到头不断，中央来的调查组还专门挑选改制效果最差的几家企业去“深入调研”。那时候也没有如今这样强有力的“维稳机制”。可以说，但凡要有“极少数”的诸城民众对改制有不满情绪，都可以很轻易地闹到高层领导跟前。在上级权威机关对诸城意见分歧，长期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的情况下，只要有那么三五十个职工在县城街道上列队“散”一次“步”，改革就可能被整个儿叫停！—但这样的事情竟没有发生。
很多地方通过低价MBO，或者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以国有资产减值、流失为代价实现了转制。诸城就没这样的事儿。在陈光“第一个吃螃蟹”的1993年，“国有资产流失”那是多大的罪名！来自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央行等多个部门的司局级以上的专业“账房先生”们，把诸城改制企业的账本子都快翻烂了，若有一点点嫌疑，早就定斩不饶啦！
很多地方在改制过程中，逃废、冲销了大笔银行债务。诸城就没这样的事儿。原先半死不活的企业，在改制后几乎全都焕发了生机，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有些早已经成了死账的债也还上了。“最赞成我们改革的就是银行！”我还清晰记得陈光16年前说过的话。
为什么这些后来者做不周到、做不好的事情，诸城作为先行者却能处理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最根本的就在6个字：顺民意，择手段。
诸城各家企业的改革方案都是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后选定的，政府完全没有强加于人。政府只对牵涉到的最强大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企业经营者进行了强制，明确宣布：改制后，一个厂长经理也不调出来安排！结果，半年后，这些厂长经理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职工股东们选下了台，在原企业变成了普通工人。被自己企业的职工抛弃，他们连个上访的地方都没处找，政府又哪用得着以MBO的手段来酬佣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那些经营才能真正经受了市场检验、获得了职工股东认可的厂长经理，职工股东们自有合适的办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诸城改制的具体做法，只适用于中小型企业，对于今天改剩下的这些大型、特大型国企已没有什么借鉴价值。但其精神是永远有价值的，就是说，改革的主事者一定是要真心实意地想改好，而不打算留出漏洞甚至制造漏洞来谋私；改制不是越快越好，只要能快点儿改完就怎么改都好，而是要在阳光下完全合理合法地“退”和“进”。
我知道，要求所有的后来者都做到像诸城那样无懈可击，是有些过于理想化了。但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再再次，也不能容忍像顾雏军吃相那么难看！
不择手段改出来的成果，其合法性将始终存疑，获利者什么时候一听到别人议论“原罪”云云就会高度过敏。而诸城改革就没有原罪，连一点儿罪嫌都没有。从资本的长远利益计，也是这样划算。
这种充满正气、干干净净搞改革的精神，值得喊一声“万岁！”。
（《“国退”绕不过“通钢门”——国企转制的现实路径（上）》见本报4月9日第7版，《“民进”绕不过“顾雏军”——国企转制的现实路径（中）》见本报4月1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