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奢侈消费没有任何正当性
奢侈消费总是撩拨公众神经，主张征收高额奢侈税以抑制奢侈行为，就是公众对奢侈消费的反应之一。中国目前实行的消费税中，已包含对奢侈品、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首饰、化妆品等的征收。再来个什么奢侈税，就属于重复收税。
其实，公众没必要对私人的奢侈消费过于敏感和愤怒。富人以其炫耀性的奢侈行为证明自己的财力和地位，获得心理满足，这尽管让人讨厌，但它能提供就业，增加税收，刺激竞争，促进科技进步。明朝学者陆楫就曾以苏杭富商大贾的奢侈行为为例，指出他们的奢侈有利于一般人的就业和维生。他写道：“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同理，今天的富人舍得一掷千金，他们的财富就间接地被其他社会成员分享。
在奢侈消费中，富人自身因炫耀而维护了体面，穷人则因提供这种服务而得到实惠，政府也因此得到消费税——富人自己掏钱的私人奢侈行为是社会的多赢，只要其资金来路正当、其消费行为没给社会强加外部成本。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公务方面的奢侈消费，这才是顽症。公车越坐越豪华，有的官员一部车不够，包占数部；办公楼越修越气派越奢华，有些官员的办公室面积居然超过一百平方米；政府部门的接待用烟用酒，动辄每条或每瓶上千元。这种奢华的职务消费，其埋单者根本不是进行消费的公务人员自身，而是财政资金或企业赞助。这种本来可以用于更加需要它的地方的资金，被用于满足官员摆阔气、讲排场，是最严重的浪费。
中国历史上一向反对奢侈，但无论皇帝还是思想家，对老百姓自己掏腰包的奢侈消费都深恶痛绝，而对公务奢侈消费却不但批判力度不够，甚至发展出一种“奢侈逼上，俭朴逼下”的理论，认为官员或政府部门的消费行为要与自己的级别和地位相符，这样才有体面和威严。
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影响巨大。对于公务消费，中国一向是按照级别定标准，有某种级别就有使用相应车辆和办公面积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其实大可商榷。在此制度前，只要达到一定级别，奢侈的公务消费就合法；而那些级别达不到的部门，也千方百计要攀比、摆阔以维持体面，造成机关和官员争相攀比的不良习气。
对于已步入奢侈消费时代的中国来说，公众应宽容私人奢侈消费，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公务行为中的奢侈的监督上来。对由老百姓埋单的公务消费来说，任何级别也没有奢侈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