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助长“涉黑”犯罪

本报记者 田文生

    今天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认为，“涉黑”犯罪的形成，既有经济文化背景，又有社会管理因素；既有宏观层面影响，又有犯罪个体原因。

    成因之一是，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滞后的落差。受益西部大开发、三峡移民及统筹城乡改革试验政策，重庆经济在直辖后迈入高速发展期。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社会管理和建设相对滞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可能乘虚而入、滋生蔓延。

    成因之二是，调控市场经济的“两只手”功能不健全。对市场经济主体“管”与“放”把握不到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还未形成，显性的市场之手不够灵敏；社会控制不够严密，隐形的宏观调控之手仍有缺位。有的“涉黑”组织存在十余年之久未被查处，证明在发现、控制、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方面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成因之三是，低俗文化的影响。少数社会成员理想信念迷失，思想素质不高，精气神不振，片面追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码头文化、帮派主义、低级趣味等低俗文化有一定市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成因之四是，社会管理仍有真空。新增就业岗位总量有限，一批城镇无业、下岗失业人员无法再就业，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导致心理失衡。一旦有经济利益驱使，极易被黑恶分子教唆利用。“涉黑”案件19％的被告人为刑满释放人员，重点人群监管有待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未成年人引导不到位，也可能使其误入歧途、沾黑犯罪。

    成因之五是，国家工作人员腐败助长。黑恶势力要想做强做大，必然寻求“保护伞”；黑恶势力能做强做大，必然有“保护伞”。文强等少数受到拉拢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包庇、纵容黑恶势力，帮助逃避打击。这些腐败分子的行为保护了黑恶势力犯罪，助长了犯罪气焰，促成了“涉黑”组织由弱到强、由小到大。

    本报重庆4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