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天离开国旗

    除了国旗，赵新风的生活中，就不剩什么了。

    每天上班，他总是先点开一个叫中国国旗网的网址，进入里面的国旗论坛，“灌灌水，顶顶贴”；每次出门，他总是看看墙上挂的那面大国旗，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国旗徽章别在衣服上。

    每年，赵新风都会去很多次天安门，和其他群众一样，虔诚地观看升旗。只是，在升旗的2分07秒里，他从来不会眨一下眼睛，就像20年前一样。

    那时候，赵新风是国旗班里很多纪录的保持者，服役时间最长、收旗速度最快，当然，还有力量最大——他的收旗动作总是力道十足，以至于手掌与国旗之间会产生强烈摩擦，如果手套上不贴胶布，“三把后，手就要走光了”。

    不过，真正让战友们津津乐道的，是赵新风“全班最怪”的理想：办个专门负责国旗宣教的机构。他的理由是“那些老百姓真的爱国旗！”

    赵新风升旗的时候，总能遇到骑了一夜车从郊区赶来看升旗的大叔；每当升旗结束后，总有很多群众等着他用大喇叭讲解国旗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冬日，天还没亮，赵新风就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守在国旗围栏旁，“我要出国了，赚外国人的钱去了，今天再来看一次升旗，兄弟，你好好守着咱的国旗！”小伙子说完，就扭过头去，哭了。

    1994年复员后，24岁的赵新风开始到处咨询成立“国旗宣教机构”的事，让他意外的是，自己“找不到挂靠单位，也找不到上级领导”。

    在国旗班的时候，战士们常常会收到一些上访无门的群众来信，那些群众以为“离国旗最近的人就离中央最近”，他们在信上写着“天安门国旗班转中南海”。

    后来，赵新风也给一个部委写过一封“直陈国旗宣教事业意义”的长信，不过他发现，原来自己“也找不到中央”。那段日子，赵新风经常做梦，“梦见国家领导人了，他们都支持我！”

    面对生存的压力，赵新风被迫走上了就业之路，不过他“国旗宣教”的火种没有熄灭。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天，他正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电视里的国歌刚一奏响，赵新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敬着军礼，目视国旗缓缓升起。

    “咳，离不开了呗。”赵新风说。

    2001年，赵新风决定“自己搞”，没有政府支持，搞机构是“没戏了”，朋友建议他注册个公司，结果赵新风死活不乐意用公司俩字，“我想搞事业，不想搞企业”。

    琢磨再三，他最终定了“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这个中性一些的名字，启动经费是妻子买断工龄的10万元钱。

    “不想搞企业”的赵新风很快吃了亏，他给社区讲国旗知识不要钱，去山区小学培训升旗手还要“白送钱”，两年下来，赵新风的工作地点也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办公室租不起了，改租地下室。

    朋友们替他着急，他却给朋友讲国旗班的故事：有的战士为了训练定力，往脸上放蚂蚁；还有的战士站岗，一根风筝线套到了他的脖子上，勒出血都一动不动。

    他终于守来了转机，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手持国旗的产品竞标过程中，其他厂家都拼命地压低成本和报价，唯独他要求将纸质材料改为最好的国旗布料，“出于对国旗的尊重，国家应该花这笔钱。”

    自那之后，赵新风摸索出了一条“劫富济贫”的经营之道，专做政府和国企的国旗产品、升旗培训生意，再将盈余的利润投入到国旗宣教事业中去。

    他经常去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有的小学不通电，甚至不通水，“特别原始”，他说那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孩子们看国旗的眼神都不一样，“特别虔诚”。临走的时候，赵新风总会告诉他们，“有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希望。”

    赵新风办了一个国旗基金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那些贫困小学换上标准化的旗杆，换掉那些“竹木铁”。

    为了基金会的事情，他积极参加公益慈善论坛，“伺机”和俞敏洪、马化腾这些“财神们”攀谈，然后试探性地提出“能不能给国旗事业捐点钱”。让他尴尬的是，“财神们”总是告诉他这应该属于公共事业。

    赵新风有两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双胞胎儿子，打小儿这哥俩就爱模仿老爸，最爱比谁站得更直，谁敬礼敬得更标准。好在，如今哥俩都当上了学校的护旗手，算是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