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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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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凸显期 睢宁为啥迈向政通人和

——访江苏省睢宁县委县政府督查室主任彭燕
本报记者 马明洁 黄冲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6-03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提要:

    2009年,睢宁县科级干部信访量下降70%,举报科级干部的短信下降75%。群众到北京、南京、徐州的上访量,分别下降68%、57%、41%。2009年睢宁县财政收入较2007年的7.3亿元增加了10个亿,增幅居江苏省前列。

    彭燕,江苏省睢宁县委县政府督查室主任

    

    2009年5月31日,江苏睢宁县委、县政府对县领导手机短信、网贴、人民来信等渠道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后,排出城区养狗扰民、网吧收留未成年人、学校门前小饭桌整治等30件民生实事,并召开公开交办会议,会议实况通过媒体现场直播。

    洪星摄(资料图片)

    “通过短信解决问题,已经是我们这里人们的习惯了。”上周六早上8点半,江苏省睢宁县委县政府督查室主任彭燕,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星期六,对睢宁全县的干部来说仍算是工作日。一周至少工作六天,他们已坚持两年多了。

    2008年8月7日,睢宁县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和代县长王军的手机号码。随后,各级领导班子负责人的手机号,也刊登在了睢宁本地报纸上。两年来,睢宁县这个短信平台一直被本地乃至全国舆论高度关注。今年年初,因为对17条民众短信办理不力,睢宁7名官员被免职。这一消息最先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开,被媒体称为“一场短信引发的‘地震’”。

    “这不是‘地震’,媒体这么说不太合适。处理干部,纯粹是因为短信这事儿办得不好,对处理结果,干部们也心服口服。”负责短信平台工作的彭燕说,“媒体之所以惊讶,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早已是睢宁的常态。”

    登有书记县长手机号的报纸加印3万份还不够

    中国青年报:当初,睢宁建短信平台是什么背景和考虑?

    彭燕:2007年,我们睢宁除了人口排在江苏省第三位,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都排末位。全县130万人,有23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时我们县是“省重点扶贫县”、“省信访重点管理县”、“省政法重点管理县”、“省计划生育重点管理县”。和经济落后伴生的,还有干部作风飘浮,群众爱上访、好诉讼。

    中国青年报:听说过“睢人好讼”,真的是传统吗?

    彭燕:2007年,睢宁干群关系确实紧张。县行政办公中心经常被上访群众围堵,最严重的一次被堵了13个小时。当时是冬天,很多干部出不去,连饭都吃不上。

    2008年以来,我们县遇到三个政治机遇:一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把睢宁作为11个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二是徐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实施突破“睢宁战略”的意见》;三是中纪委、中组部把睢宁作为全国三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之一。这让睢宁改革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背景。

    2008年4月由县长接任县委书记的王天琦,了解当时的民情县况,所以决定以严管干部为切口,制定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为了主动吸纳民意、倾听民声,创造条件让群众来监督干部,那年8月7日,就通过媒体公布了书记和县长的手机号码。8月18日,又公布了全县四套班子领导和各镇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

    中国青年报:电话号码公布之后,群众是什么反应?

    彭燕:刚公布书记、县长手机号码时,很多人没想到发短信,就直接打电话,问:“你是书记吗?”书记问:“你有什么事吗?”结果他说:“我就看看是不是真是王书记的电话。”

    当时,县委办了一份免费赠阅的报纸《今日睢宁》,日发行量有2.67万份。8月18日那天,整版刊登了县领导和各镇各部门领导的电话,结果报纸很快就被群众拿光了,新闻中心赶紧加印了3万份,但还是有很多群众打电话要报纸。后来《今日睢宁》就在每天的报纸中缝,刊登书记和县长的手机号码。现在,你到睢宁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他都知道王书记的手机号,即使他一下子想不起来,他也能告诉你到哪儿找。

    中国青年报:每天接到那么多短信、电话,书记、县长会不会应付不过来?

    彭燕:这有一个过程。号码刚公布时,短信非常多,每天100多条,而且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当时书记也说,按照层级管理办法,有些问题不应该直接反映到他那儿。这一方面说明当时部门职能缺失不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群众还有一种惯性心理,就是“要诉苦,堵政府”,“动静越大、领导越怕”,所以啥事都找“一把手”。

    我们后来公布其他领导电话后,就分流了一部分。到了2008年10月,全县又正式印发了《关于办理媒体反映事项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是全国首创,对怎么受理、办理、回复都做了具体安排,要求办理媒体反映事项要坚持属地管理,引导群众逐级反映问题。这个规定出台后,给书记、县长的短信数量逐渐降下来了,2008年平均每天45条,2009年平均每天33条,现在平均每天30条。

    但也不排除在某个时段有什么重大事情,群众可能要有所反应和呼应。比如今年3月16日,《今日睢宁》公布了大众信用信息征集及信用分值加减情况,对征信工作表示支持的短信占当天短信的32%。3月底,有家媒体给睢宁信用管理贴上“良民证”标签,在全国引发一阵热议,那段时间对征信体系建设表示支持的短信激增,4月上旬每天短信都在70多条。群众发短信支持和鼓励县领导要坚持下去。再比如,马上要麦收了,按往年惯例,举报烧秸秆的短信就会多起来;等到了暑期,举报办补习班的短信也许就多了。

    中国青年报:短信数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属地办理产生的分流作用?

    彭燕:这只是一个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很长时间,干群间缺少沟通渠道,所以一开始短信肯定会多。比如城区积水、房产证办理等问题反映得很集中,对这些有代表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集中交办措施。所以,现在反映上来的普遍性问题不是很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干部作风变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投诉类短信大幅减少。

    中国青年报:现在书记的手机还是他自己拿着吗?

    彭燕:一开始是书记本人接,但他毕竟要领导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工作,所以现在手机放在他的机要秘书那里了。

    中国青年报:那如何转给你们督查室?

    彭燕:如果是特别急的短信,反映非常紧急、复杂的问题,秘书会第一时间转给书记,由书记处理。当然这种情况非常少。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手机,可以把短信直接拷到电脑上。你看这些短信,有的有很多错别字,有的打了很多感叹号。那都是群众原生态的东西,我们原汁原味留存。曾经有个人给书记发了7000多字的短信,共计100多条,我们就一条条拼起来。

    中国青年报:现在你们做短信平台这块内容的有多少人?

    彭燕:实际上,专职处理短信的工作人员就一个。

    中国青年报:够吗?

    彭燕:没问题。具体负责的同志是人大毕业的博士,他每天把短信拷下来存档、编号、打印,整理完后填写一个督办登记表,内容包括手机号码、短信的大致内容、转办单位等。我们每天会有一个副主任先看一遍登记表,之后我还会再看一遍。我们层层把关,然后转出去。我每天大概会花两个小时处理这些短信。

    中国青年报:对于这个工作,有没有一个监督机制?

    彭燕:我们有政治素质比较高、保密意识比较强的专人负责这个事,尽量减少信息办理的环节,严格控制在三个人之内。手机和电脑都是专用的,设有密码,有严格的保密规定。

    中国青年报:您能介绍一下短信接收、处理、公开的具体流程吗?

    彭燕:书记和县长秘书收到短信后,要随时回复“收到”,之后就发到我们这儿。我们督查室会第一时间转发到相关部门,短信处理不会过夜。部门收到短信后,也要尽快给发信人反馈,打电话或发短信说“收到您的短信,县领导已经转给我们办理”,然后开始办理群众短信反映的事项,一般事情要求在5天内办结。办完后,部门还要将办理情况,用正式文件形式报到督查室。我们要汇总,把办理结果定期向书记、县长汇报。如果超时不回复的,要启动督办程序。

    中国青年报:现在群众遇到什么事,第一反应是发给分管部门还是“一把手”?

    彭燕:我们希望群众第一时间发给各部门,但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发给“一把手”。不过这也不矛盾,我们会及时转发给各部门。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书记、县长对面上的情况有更多了解。

    中国青年报:这样一来,督查室会不会压力特别大?

    彭燕:没有。处理短信只占我们工作量的不到1/3。好的工作方法和科学的流程非常重要,可以事半功倍。这个事现在已经变成大家的习惯了,没人因为这个事感到特别有压力。

    短信平台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比起其他民意渠道,短信这种“自媒体”优势在哪儿?

    彭燕:首先和网络相比,短信平台覆盖面更广。睢宁一共130万人口,手机用户是58万人,小灵通用户2.5万人,一共有60.5万人。另外,我们是劳务输出大县,外出务工人数有28万,这28万人用的是外地手机。而电脑普及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农村基本没有上网的。其次,用短信反映问题方便,成本也低。像很多人担心寄平信会丢失,一般都寄特快专递,一个特快专递就要20多块钱,成本比较高。第三,短信真实性比较高,手机号绝大多数是可以追溯的,相当于实名上网和实名举报信,发信人是要考虑后果的。

    短信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起打电话,它可以避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打电话可能描述不清楚,记录过程也可能出错。但短信不会,它都是原生态的东西,我们一条都不会丢失,可以长期保存。而且,接发短信也不受时空限制。

    中国青年报:短信这种民意动员方式有没有副作用?

    彭燕:本身没什么副作用,就看你怎么使用了。传统的群众来信也有诬告陷害的,所以有虚假短信不能归罪于短信平台,这取决于发信人的素质。短信也有可能被人利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减少这种情况。

    中国青年报:对于虚假短信和诬告诽谤,你们有什么预防和应对措施?

    彭燕: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措施,主要是公开、惩处、引导。比如像虚假短信,我们就把电话号码全部登出来曝光,效果非常明显。诬陷诽谤、侮辱谩骂的,都要给他公开。当然,涉及商业秘密、国家机密还有个人隐私的短信,是不公开的。

    惩处,就是依法依纪查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评选,为了营造“群众说真话、干部办实事”的社会氛围,我们每年组织评选“十好信息”、“十差信息”,让群众自己投票选出好信息和差信息,并在媒体上公布。评成好信息的,会感到光荣、有成就感;评成差信息的,会觉得挺丢人。

    中国青年报:通过比较分析2008年到2010年间的短信,能看出民众心理有什么变化吗?

    彭燕:群众越来越理性了,短信总量下降了,举报投诉类短信数量也下降了。侮辱诽谤类短信数量更是明显下降。2008年这类短信占到6%,2009年全年平均是3.3%,在去年4月份发布《大众信息公开暂行办法》后,这一比例还不到1%。

    有对父子前后发来的几条短信,就非常有代表性。第一条短信是2009年4月27日发来的,儿子举报某个污染企业,说这家企业的老板娘和环保局的人睡过觉。到4月29日,书记又收到一条短信,是发信人的父亲发过来的,说“今天得闻犬子举报的事,非常生气!疏于对孩子的管教,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请求宽恕小孩一次。”后来这个儿子又连着给书记发了两条短信,承认自己虚构事实,“现在我非常后悔,不该随意造谣!影响我们睢宁人的形象!影响民风建设!”

    你看这几条短信,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民风建设的深入,“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种子已经在大家心中生根发芽了。

    另一方面,建议类和致敬致谢类短信数量越来越多。不少建议都写得很长很好,我们都采纳了。比如有人发网帖、发短信,说江苏省每个县都有大公交,就睢宁县没有,今年“五一”我们就开通了大公交。

    还有人发短信说“用电捕鱼不好”,我们将短信转到林牧渔业局,他们就搞了专项整治活动。还有条短信是投诉非法采矿活动,说“山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路上大车小辆来往穿梭。这是淮海战役的炮声?不,这是自制炸药偷开矿山、私改车辆运输矿石的大军在作业。”没过几天,县委、县政府就组织展开了“集中打击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动”。

    中国青年报:发这个短信的是什么人?

    彭燕: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我真感觉,短信平台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另外,干部作风也变了,从不重视到特别重视,主动和我们对接短信办理情况,非常注重集中民智、倾听民声,这是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

    我们办理短信平台的过程,也见证了“睢宁规矩”的立起过程。“睢宁规矩”就是,“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群众说真话,干部办实事。”干群关系好了,县委县政府布置工作,大家都是一呼百应。

    中国青年报:你们2009年共收到短信12119条,督查室将其中6236条短信转至各镇、各部门办理。你们是以什么标准确定转发或留存?

    彭燕:我们追求的,还是尽量把每条短信转出去,让群众的每个诉求都有结果。比如有的短信线索不清楚,它只说我在某某村,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哪个镇的,就要先打电话确认后再转办。留存的主要是致敬致谢和咨询问题的短信,我们督查室直接回复,不用转办了。其他短信我们都力求让它有结果。短信回复率是100%,各部门的办结率是95%。

    中国青年报:还有5%没有办结是怎么回事?

    彭燕: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不符合政策,比如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发来短信,说想自己盖房子。我们就转到规划局去了,但一了解,他那个地方不能盖,属于“控建区”。规划局就给他搞了一个变通,让他做一个临时的简易住房,把住房问题解决了。但他就是想盖楼房,先后又发了十几条短信。这是违章,办不了。

    比如公开招考教师时,有不符合招考条件的人发来短信,说“给我个机会吧”。这种破坏规则的事儿也办不了。

    还有种情况是短期内解决不了的,特别是修桥修路的问题,群众反映路不好走什么的。地方财政一时负担不起,不能立刻解决。

    再有就是农村邻里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给他调解了他还认为不合适,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现在有人家里吵架都发短信过来。这些事情不违法不违纪,也不好处理,只能调解。

    这5%就是这几种情况。其他的,都是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中国青年报:这种解决不了的怎么办?

    彭燕:我昨天就看到一条短信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办不了,不过也感谢你们,感谢书记对我这个事情的重视和关心。”有的人其实是理解的,只是心中有气,短信发出来后就得到宣泄了,矛盾也就化解掉了。

    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管用,不需要多高深、多复杂

    中国青年报:短信处理结果多长时间公开一次?

    彭燕:一般是一个月一次,有时根据需要也可能随时公开。群众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们是在政府网站和报纸上公开的,很多人就转到其他网站。有外地网友留言:“我在网上看到短信和处理结果都公布了,而且坚持了这么久。我们市领导手机号码公布得比你们还早,后来不了了之了。真的佩服你们,没有流于形式。”

    中国青年报:对,大家最怕流于形式。彭燕:为什么会流于形式?我们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科学的流程,还有一套问责办法,你不认真办就要问责你。我觉得一项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管用,不需要多复杂、多高深,而是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并且要简单、易操作、好复制。我觉得短信平台就非常简单,随便一个地方的人来学习,我给他讲解半小时,他就可以实施了。

    中国青年报:之前不少地方也做过类似尝试,结果却形同虚设。这是什么原因?

    彭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短信反映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要真去办理、公布和问责,并且要坚持下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重视。一项新政得以推行,领导重视很重要。睢宁县刚公布手机号码时,书记每天都要批阅短信到深夜一两点钟。

    中国青年报: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启动对官员的问责?

    彭燕:对于短信,我们会定期汇总、梳理、分析、通报。这些通报都是挂在网上的。哪些单位办得不好,我们都会点名,点到某某单位、某某人。现在一些人说中国制度不完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人没执行。

    中国青年报:今年年初,睢宁17条短信让7名官员被罢免的消息,还被媒体称为是一场“地震”。

    彭燕:其实不是“地震”,媒体这么说不太合适。他们不知道这是睢宁的常态管理,以前没听说过哪个地方问责这么多干部,才认为是“地震”。对于处理结果,被处理的干部也心服口服。

    中国青年报:这届领导班子如果换届,短信工作是否还会持续?

    彭燕:这个我丝毫不担心,我们已经有一套制度在保障。不可能说王书记走了,李书记来了,就不做了。制度不会作废,这一套机构还在。最重要的是,通过短信平台解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里群众和干部的习惯了。有制度做保障,效果又这么好,还成了大家的习惯,我们还用担心它不会延续吗?

    中国青年报:如今,睢人还好讼吗?

    彭燕:我跟你说几个数字:2009年,我们科级干部信访量下降了70%,举报科级干部的短信下降75%。同年,当地群众到北京、南京、徐州的上访量,分别下降68%、57%、41%。2008年以来,这里再没发生一起围堵政府的事件,也没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睢宁成为徐州市信访量下降幅度最大的县。

    经济方面也有变化。我们2007年的财政收入是7.3亿元,2009年是17.4亿元,增加了10个亿,增幅居全省前列。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睢宁经验对于“维稳”,有什么启示?

    彭燕:现在一些地方讲“维稳”,却“维”出不少新的事来,而且维稳成本也非常高。可能还是信息沟通管道的选择与及时、畅通、有效方面,可能存在不足。睢宁不仅有短信办公平台,也非常重视网络平台建设,我们是全国最早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县,我们还有书记县长电子信箱,办理流程和短信办理差不多。另外,还有“勤廉双述、一述双评”平台,“勤廉双述”写进了中办国办文件,已经在全国推广,“一述双评”已经在全市推广好几年了。现在县里的大型会议都是开放式的,会前要在媒体发布预告,群众可以报名旁听,列席会议。很多会议都是现场直播,每年至少直播一次县委常委会和县委全委会。会上,县领导会接受群众的现场提问和质询。这已经坚持两年多了。

    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简单,容易操作,而且不会带来社会震荡。公布一个手机号码能有什么震荡?睢宁的改革是系统的、全面的,都是广泛吸收民意后有序进行的。百姓心里有杆秤,是搞花架子还是真心为民办事,百姓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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