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企业家热烈握手
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谈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也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调控房地产软着陆的政策实施、刺激经济与通胀的选择困惑、贫富差别的扩大等问题。隔海相望，日本1980年代末被美元经济打压，一直没有恢复，现在的中国市场，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资本市场，都给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进入的机会。
中国经济确实显得出色。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政府负债为GDP的125％，处于危机边缘的意大利负债已接近GDP的118％，风雨飘摇的欧元区的整体负债则超过GDP的84％。5月10日，日本财务省的数据表明，其国家债务总额已占其GDP的229％。美国2011年财政赤字将达1．6万亿美元，全部负债将占其GDP的50％以上。为救助希腊及欧元区，作为IMF成员国，中国将间接付出约15亿美元。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所长大西康雄，着重研究金融危机中美国、东亚和中国三角贸易区结构的变化，研究日本企业进入的途径和领域。让人惊讶的是，在“东钱湖财智峰会”20分钟的讲演中，大西康雄展示了15张PPT、13张图表，他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相当细致成形，如中国各地区城市化程序的变迁、中国市场的生活周期等。一个处级干部呀！相比之下，中国的许多经济资料却显粗糙，比如房价的统计，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的核算，等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社会文化研究著名，他直言眼下敏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兄辈那样逆来顺受了。在此背景下，5月24日和25日两天，《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谈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正是时候”等观点。《人民日报》文章的发表，凑巧碰上富士康事件，其分量被叠加放大。
与富士康事件同时，南海本田员工正在停工要求涨工资。此事从大的范围来看，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具有难以预测的潜力，因而本田公司也正在改变“小投入、快产出、滚动发展”的思路。在今年北京车展期间，本田社长伊东孝绅表示，本田将加快产能扩展，以适应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中国员工并没有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分享到合理的利益，比如，凭什么中日员工工资相差50倍？这也是中日企业家亟须探讨的课题，大家要共同富裕。
企业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丰田的新能源汽车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但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项目主查东和男却很谦虚，他一再说丰田汽车电池密度不够，充电配套设施不足，还没有完全商品化。相比之下，中国同行却显得不大像东方人，有点骄傲。据说，国内有40多家整车公司宣称已获得纯电动轿车技术，远超日本和美国。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汽车厂商都有新能源汽车上榜，新能源汽车产品超过100个。
5月15日，在北京大学2010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一语道破了其中缘由：目前所有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是燃料电池的，生物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没有一辆是低碳的，企业“不能以发展低碳的名义做高碳”，骗取国家的补贴。
产业升级后，是继续做实业还是转入资本运营，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另一个选择困惑。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强调要做实业，并认为雅戈尔的转型很顺利，能够给投资者好的回报。其实，这显然是对此前业界传言的回应。
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致力于信息技术的标准化建设，且与日本企业合作密切，最忙的时候，闪联总裁孙育宁每月都要去一次日本，他深知沟通的重要。孙育宁讲了他的一个美国朋友的例子——这个美国人过去要他的邻居说出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结果是“新加坡、香港和台北”。后来情况有了改变，“北京、上海和鸟巢”。
中国确实变化快。据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会面，基辛格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当时，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是违法的。但40年后，不仅中国人要向美国卖内衣，还要买美国国债。而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产业提升，使得中国企业与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的合作日益密切，握手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