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
6月4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东钱湖财智峰会”上，中日知名企业家、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全球经济转型的应对策略。本报记者 刘向阳摄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东钱湖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对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文化变化的观察。
最近大家关注到中国社会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富士康事件等，这些事件引起了大家对中国未来的关切和焦虑。大家会思考，中国的劳动力和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在我看来，文化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我的观察而言，有两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80后、90后的崛起，另一个是消费状况的改变。
是“鸟巢”、“海宝”一代，还是“尿不湿”一代
中国80后的劳动力现在已经30岁左右了，已经进入结婚生子，在社会上成为主流人群的状态；90后的年轻人也迅速进入劳动力的市场，他们的进入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改变。
关于中国的80后、90后，有好坏两方面的说法。好的说法，称“80后、90后是鸟巢一代”。另一个与世博会有关，叫做“海宝一代”。他们有世界视野，热心公益。80后的志愿者在“鸟巢”里活动，90后的志愿者在世博园里活动。这就是人们所发现的“鸟巢”、“海宝”一代。
还有一种是负面一点的说法，叫做“尿不湿”一代。我们这个时代的育儿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是和80后、90后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尿不湿”替代了传统的尿布，布尿布变成了纸尿布，教育也发生了变化。我在东京大学做过两年教授。东京大学有一位小森洋一教授，他提出过，日本的70后孩子因为使用了纸尿布，从而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原来使用布尿布时，大约20分钟就要更换一次。母亲不断地与孩子接触，同时不断地教育他，应该如何克制自己，提高自己。但是，一旦换用了纸尿布后，母亲可以3个小时不用跟孩子接触。缺少了与父母接触的孩子同时有了一项自由——想尿就尿。这让我想起2005年那个著名的比赛，叫做“超级女声”，口号就是“想唱就唱”。
借用这个说法，我想说的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劳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状态跟过去不一样，他们生长在我们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他们的性格跟过去不一样，他们脆弱、敏感。举个简单的例子，80后的城市青年、90后的城市青年都抱怨，说房价太高。我碰到一个80后朋友却跟我讲，他说他们不用发愁，等到他们上面两代人死光了他们可以继承最少三套房，小夫妻俩可以继承6套房。这个说法有一点可笑，但是说明了一个现象，中国未来也会跟日本一样，也会出现“少子化”的社会。现在的情形是，不管是富裕、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家庭，年轻人都很脆弱，他们的承受力都有限，他们不像过去，经受过严重的穷困，所以他们的感受力和状态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状况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中国经济中的“傻根”精神
大家都知道30年来中国的繁荣有一个优势就是劳动力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是价廉物美，拉动了全球经济直到2008年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转变。这个改变的要素可以用一个电影来说明，就是《天下无贼》。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中国梦的代表。那个叫“傻根”的年轻人眼神单纯，他的梦想就是挣6万元钱回家娶媳妇，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怀揣着挣来的6万元钱，宣战似的说：“谁是贼啊？”以及随之发生的故事。
“傻根”所代表的劳动力是如此单纯，勇于吃苦，承受力非常强。但是现在呢？变化是巨大的，80后、90后生活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下，他们关注个人的感受，他感受力比过去复杂得多。80后有一个作家叫郭敬明，他曾在作品中写到，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拿刀割自己的手腕，感觉到疼了就感觉自己存在。一位年长的评论家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他小的时候很简单，肚子饿了就知道自己的存在了。
中国劳动力状况发生变化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也在变化，劳动力的成本在提高。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状况不会再重复以前的道路了。像“傻根”一样单纯的劳动力也在变化。没错，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更宽广和长远的眼光，但是他们也不会有以前那样的承受力。有一位香港导演曾跟我说，我们的明星才华很高，能力很强，英语也好，但是我们的明星在好莱坞不成气候，就是他们太脆弱了，生活在很好的环境下，不愿意在好莱坞打拼。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子怡也像“傻根”一样，有一种“傻根”精神，把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
学会为无形的东西买埋单
有一个让我困扰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劳动力会不会出现日本人所讨论的“下流社会”问题？若干年前我在东京大学教书时感受到年轻人的困扰，现在中国内地我也看到了许多相似的情况：他们不愿意生产，不愿意干活，宁愿呆在家里面发牢骚，对社会不满、对自己不满，这就是日本人所讨论的社会中的“下流社会”。这种现象对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都提出了很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逼着我们转型。富士康事件，就逼着企业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必须保证。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一个社会里面的年轻人不能应对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才3700多美元的国家，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里我再简单地谈一下中国的另外一个转变，就是消费状况的改变。中国人的消费状况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为无形的东西付钱，只愿意为有形的东西付钱。
我们看到，中国人家里的电视机更新很快，很多人舍得花钱买很大的电视机，但是我们不愿意为电视内容付费。因此，你会发现搞付费频道的人都在抱怨。同样，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也遇到了困难。人们买电脑硬件可以，哪怕花上1万元，也很乐意，但要你买电脑里面的操作系统或其他软件，人们就不高兴了。甚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在欺负我们。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不愿意为软件付钱。
但现在中国有一个趋势，80后、90后在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很习惯买点卡，因为不买就没有办法玩，开始接受虚拟付费的观念，这样趋势甚至出现在中国二三线的城市中。拥有了彩电、冰箱的中国人开始愿意为无形的东西付钱了，或者说中国年轻人愿意为服务付钱了。现在中国人出国旅游，也开始愿意为服务付钱，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必须学会为服务付费。当然我们还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但中国未来的消费和服务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的增长。我这次到宁波来，觉得东钱湖在这方面观念是领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创造了经济生活中的休闲理念。
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视野比以前要宽，他们的教养比以往要好。比如说“低碳环保”生活，比如说“动物权利”话题，都在现在的年轻人中间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网络中看到有这样一些组织，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新的社会兴趣会让中国的年轻人感受到新的认同，创造新的可能性。他们不会像傻根那样，他们会关注中国的各种变化，他们对中国的未来也会带来很多变化。一方面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方面是拉动消费观念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后果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是在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开始呈现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字整理／刘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