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骂：倾听和沟通同样重要
挨骂时一般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采取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对外界的责骂和批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管他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袁世凯的公子袁克定就这么干过。为了让老爹登基当皇帝，不让他看任何报纸，只给他单独出版了独一份的《顺天时报》，里面全是奉劝老袁当皇帝的阿谀之词，结果老袁以为全国人民都盼着他称帝呢。全球化的时代，对外界的责骂不理不问，比当年的袁世凯更糟糕。更不可取的态度是，在翻译国外对中国的评论时，把前半部分表扬我们的留下，把骂中国的部分删掉，结果是，英文世界里骂声一片，中文世界里叫好不绝，其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第二种，像“泼妇”一样，跳起脚来反驳，不管他骂的有理无理，一律统统打回去，以更犀利、更猛烈、更充满战斗气息的语言显示自己的力量。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宣传就是此类模式，迄今，我们的外宣语言里还有文革余波，喜欢用一些非理性的词语凸显自己的立场，其效果并不佳。
第三种，是采取理性分析的方式，把蓄意骂人的放在一边不去理他，对恶意诋毁的进行义正辞严的反驳，把合理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分析、归纳、研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虚怀若谷，还要有良好的理性分析能力和国际视野。
我们的社会多了些浮躁，少了些自信。涉及到外国人骂中国，本来浮躁的心态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更加无法容忍。其实，外国人骂中国、提出不同的观点，有值得借鉴的，也有暗藏杀机的，这需要一双慧眼来辨别。比如说，前些年高盛出了一大批报告，说中国的银行负债率高，于是乎，中国纳谏，改革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结果高盛从中坐收渔利。高盛的做法，明着是骂，暗地里有其特殊的目的，不得不防。
一些时候，外国媒体骂中国是就事论事。中国的校园袭击儿童案发生后，美国的《时代》周刊就刊发文章称，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挫折感无法通过斗争方式得以解决，而是受到压抑。和当地官员发生冲突时，不满的民众很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因此，要解决这类问题，单靠信访机制是不够的，阻止暴力，政府需要完善法律体制，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建立人人依法得到公平对待的社会——这是在讲中国的问题，讲得入情入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不浮躁，有自信，以国际视野，慧眼识骂，理性分析，虚心纳谏，这，就是应对挨骂时应采取的态度。
做到这些，只是起步阶段，分析研判之后，要能辨别哪些是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对于这类批评，交流和沟通就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常把喜欢中国的人请来，实际上，把骂中国的人请来交流，往往事半功倍。前几年，中国外交部曾把经常骂“中国经济威胁”的一些驻华记者，请到云南极度落后的地区，让他们看那里的贫穷状况。结果，这些记者写了好多文章，讲中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无形中是对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抵消。
挨骂说明中国融入世界，挨骂后的沟通说明中国正作为平等的主体和世界交流，而下一步要学会的，是“骂人”。中国向来主张不干涉内政，却有必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中国的主流媒体，经常援引某国银行、财团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的话，而这些人往往借此影响中国舆论。索罗斯、巴菲特骂一句中国经济或夸一句中国经济，总能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反之，我们的名人们似乎对国际舆论缺少影响力。当中国的名嘴“骂声”被老外奉为“金口玉言”主动传播之时，才是中国从挨骂到“骂人”的转型成功之际。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准备。中国现在是硬实力强、软实力差，经济上是出口大国，文化上是进口大国。要想自己的话有人听，必须自己首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有识之士得以成长。如此，才能实现转守为攻，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