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与素王的理想渐行渐远

    刘绪贻1940年订婚照

    老人的经历，在年轻人眼里往往成为不可思议的传奇——在我们被电脑、手机、互联网、连锁店、快递公司、证券市场彻底调教的生活里，甚至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进行“思议”。比如，搬到一个新地址，就得赶紧写信，然后等待一封回信来建立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寻好一位女朋友，就要设法把她调到和自己同一个单位；放假回家，得托熟人找一辆顺风的大卡车搭上……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98岁的刘绪贻毫无疑问已太遥远了，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因此，他的口述回忆也成为“具有史料价值”了。

    少年时候，刘绪贻在湖北老家半耕半读，怀揣抱负：当“素王”。今天最接近这个词的术语是“意见领袖”——像孔孟一样以立言为志业，凭价值观引导万民。他的父亲做了一次规劝的努力后就放弃了，因为儿子的决心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孔子死后不到一百年，不是又出了一个孟子吗？”

    读刘绪贻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的感受是：这个侠气十足的书名寄托了自述者对龚自珍的毕生倾慕——这让我想起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在我看来，那一代知识精英不管政见和学术立场有多大分歧，内心都共享着“变奏”激起的持续毕生的紧张：他们一生都在思考着，自己埋首的志业是否符合时代的诉求？

    中学毕业后，刘绪贻有机会上清华进修，后又进入西南联大。他的导师里有冯友兰、吴文藻、潘光旦、叶公超、吴宓等等响亮的名字。可以想象，当年现实中的兵荒马乱，就像现今手机飞信一样，时而打扰着这位勤勉学生的思维。在为学求道之路上，他与“素王”的理想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渐行渐远。

    “当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抗日战争的战况。我记得每一座城市失守，我就经历一次思想斗争，恨不得立即上战场去杀敌。但过一阵又想到，将来战争结束后，建设国家也是需要人才的。我既然有一定做学问的潜力，留下来继续学业也不无道理。再者，如果上战场，是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在知识分子备感棘手的“站队”问题上，刘绪贻的反应平淡甚至消极：不问政事，躲进学术领地。他多次提到，自己最主要的立场无非是反感官僚化的国民党统治，同情左派激进分子的爱国行为。西南联大的氛围，让他可以保持这种态度——当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并在1949年前夕跻身于中共统战工作争取的对象之列。

    同情革命，反对保守，基于这种粗泛的立场，刘绪贻在《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中对几位导师作出个人评价。在“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一文中，他说吴“不知道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只醉心于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以及安诺德、白璧德等这些只知侈谈道德理想、无意于民主科学的厚古薄今的新旧人文主义者，这样创造的新文化，我看新不到哪里去。”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他自觉地以是否有益于“救亡”为标准来衡量“启蒙”的得失。刘绪贻是实至名归的“五四之子”。他毫无保留地信仰民主与科学，乃至他后来从事的美国学研究也以此为主要出发点。美国在他的心灵地图里，与其说是他的研究对象，不如说是他的介绍对象。换言之：一块用来攻石的他山之玉。

    那些知识分子一生——至少半生——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回答：如何行事方有益于国家的振衰起弊。刘绪贻的回答基本上是“将以有为也”。他尽其可能在一个学科分化、“素王”不再的时代里付苍生以功业。他在序言中说：“我生平虽然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波浪，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化险为夷，波暂平而浪暂静；而且这种转化过程不够雄壮，不够突兀，传奇性不足……”我以为，唯有活透了的、连一点点对“史料价值”的浪漫念想都不存的人，才能拥有这般彻底的实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