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媒体评论员的感慨：

毕诗成

    写过几篇谴责强制拆迁的评论文章，未曾想因此电话不断。很多人来电话时都很委婉，表扬你的文章写得好，代表了社会良心，让你如坐针毡，最后话头总是转到同一个方向：我也遭遇了类似的不公平，你能不能替我出出头？一些老人和妇女甚至就在电话里向我哭诉。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向他们解释作为评论员不能直接采访，给他们指路比如打哪些新闻热线，或者该去哪个机关“讨说法”，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谈话常常是在对方“都试过了，没有用”的黯然神伤中结束。

    这是一种让人纠结的感受。作为媒体人，总觉得自己对于公平正义的努力，似乎只存活于文字之上。偶尔去大学里演讲，常会遭遇大学生们“评论到底有什么用”的疑问。一方面，我会用孙志刚事件或者最近舆论“叫停”了影片《八天八夜》的拍摄等例子证明舆论的重要，也会用哈维尔那种“我不知道影响了某个角落里某个人的思想从而改变了世界”来与同学们共勉；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向他们坦言，这种舆论作用的发挥是极不稳定的，有时候会很有力，像周久耕事件；有时候会很乏力，像“周老虎”事件。这是一种模糊甚至分裂的感受。

    这些年有个突出现象，就是老百姓比较信赖媒体，甚至把媒体当成了信访办，还有一些人看到了网络的厉害，不惜寻找推手借助网络的强悍力量讨要说法。甚至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因此发明了一个概念，“媒治”—什么事情媒体关注了，领导也就重视了，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给一些被化解的矛盾做一个事后总结，“媒治”的线条似乎清楚且有力，但如果把“媒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其实就非常不靠谱。正如有论者评论“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时所言——“媒治”与“没治”，其实只差一步。

    一个最新案例，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全国很多媒体报道了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石店镇彭桥村村支书梁昌广毁坏百亩良田开办黑砖窑20年的事件。说起来涉及的官员小得连品级都算不上，而事件性质却非常恶劣，全国媒体这么曝光这么谴责，咋还不得有个“治理结果”？但最近记者回访时却发现，一年过去了，村支书梁昌广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祸害百姓，牛气的还在牛气，受罪的还在受罪，冷漠的还在冷漠。

    这很气人，却很真实。“媒治”充其量是一种监督，终究还是要盯着人家做，人家不做，你总不能亲自上场。这个时候，“媒治”就充满了一连串的偶然性—首先得把事情搞大，得有很多媒体或者“重量级”媒体关注，你的事件还得有“新看点”；其次，这种关注得持续一定时间，免得“耍滑头者”给你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延战术；第三，还得有公权力的羞耻感，一旦人家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恐怕你也没招；而且，还得有长效机制殿后，不然难免死灰复燃……这里头有些东西是媒体人可控的，而官家的羞耻心之类却是你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迷信“媒治”恐怕是一种梦想甚至妄想。或许，没被媒体撼动丝毫的，并不比被改变的少多少，只是那些“没治”常常被我们视而不见罢了。而在一个“信息爆炸”（效力减弱）与“免疫力增强”（耻感减弱）的时代里，过度相信“媒治”恐怕会让我们变得虚妄，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便是正义的化身，其实常常是凌空虚蹈。唯有匍匐于现实的大地，减少空泛的慷慨，寻找真正能够改变的观念，影响民主与法治路径上该有所作为的人群，“媒体推动治理”才显得更靠谱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