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和韩寒一样怕被命名
贾樟柯的新作品《海上传奇》是讲述上海记忆的一部纪录片，由画家陈丹青开篇，作家、赛车手韩寒结尾，通过杜月笙之女、曾国藩外孙女、上官云珠之子等18个人物的经历，讲述上海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战争、暗杀和爱情。影片将作为世博会的常驻影片，于7月底进驻中国馆，展映3个月。
由于新片在7月初进入院线发行，贾樟柯这些天每天要接受四五场专访，大部分时间在回答相似的问题，讲重复的话。就像每次发行新片，总会有人问他：你的电影是不是给外国人拍的？“10年前我就在讲这个问题，10年后还是重复。”
试图突破的贾樟柯，上一部电影《24城记》被称为地产商的“广告片”，新片则因为与世博的关系又被人视作“宣传片”，他的商业片计划被看成“妥协”。
“我和韩寒一样，我也怕被命名。我希望还有能力和心态去尝试一些陌生的东西。”40岁的他这样说。
“世博是一个标志——上海基本上被覆盖了”
中国青年报：在你眼中上海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可以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出来吗？
贾樟柯：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传奇之城。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舞台，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在那里演出，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1949年之前，上海可以说是个国际性的城市，1949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国内的大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上海希望回到国际性都市，金融可以做到，但文化回到（那时候）很难。
世博会对上海还是有改变，基础设施的建设，普通人可以去分享。但问题就在于，文化意义上的上海基本被覆盖了，过去上海的记忆载体，可能只有河流是拆不掉抹不掉的，它还在奔腾。
中国青年报：所以1949年之前的这段历史最吸引你？
贾樟柯：包括1949年之后。我跟上海的接触有阶段性的变化。小时候知道上海，是不带感情的，它就是一个城市，跟我一个山西人有什么关系？读大学以后，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也因此对上海感兴趣。那时我就想拍故事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想拍个纪录片，因为很多人还在世，想听听他们眼里的上海。1998年毕业后我就去拍《小武》，关注当代现实了，没有什么契机。
世博会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机会，上影厂的任总（任仲伦）给我打电话，说小贾我们一起拍个上海的电影，故事片也可以，纪录片也可以，拍现在也行，拍过去也行。
中国青年报：你不太希望别人称这个片子为世博会的宣传片？
贾樟柯：它不是，它是世博的驻会影片。宣传片承担的功能是宣传世博会，这个电影不具备这个功能，也不是为这个拍的。
中国青年报：会不会因为“世博”这个帽子，在拍摄和后期会受到一些限制？
贾樟柯：从世博局到上影对这个电影的定位都非常清晰，这是一个导演的作品，只有给导演更多的自由才能拍得好。因为有这样的共识，知道它是一个展出的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提供方便外，没有任何限制。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说法，这部片子在内容上有揣摩官方纪录片底线的意思，可能再迈半步就不行了。
贾樟柯：可以这么说。这个电影对我来说还是有敏感尖锐的一面，特别是谈到1949年、“文革”时。不过我还是很惊讶，大家都抱着保护的心态讨论这个电影的审查问题，最后很顺利，就是时间比较长一点，大概有1个月，但最后基本完整地保留了电影原貌，有个别的字眼改变，不会太大。当时上影厂也搞不太清楚我的态度是反讽、遗憾还是留恋，我也不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它就是很难割舍的一个记忆。
“从韩寒身上我知道，哇，原来这个城市是有自由梦的”
中国青年报：提到上海无法回避的几个人，在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名单。
贾樟柯：我有，但这也是一个痛。我本来想拍四大家族，这四个家族构筑了民国的一个框架，而且他们有很多直系亲属都在。但是采访很不成功。
中国青年报：哪几段或哪些人物让你情有独钟？
贾樟柯：感情上最贴近的就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作为我们的前辈，上官云珠所有的灾难都来自电影。在拍这个片子时，我对每一个人说，这个电影篇幅有限，不一定你们的讲述都能剪进来，但惟独拍完韦然，我说如果这个段落不允许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不要这个电影了。这不是意气用事。这个国家的经历，你如果连讲都不允许讲，那是最大的不公平。电影不是用来增加不公平，而是突破这个底线，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要触摸这个底线，通过工作，获得更多的空间。
中国青年报：你把韩寒放在最后，是认为他代表了未来上海的一种可能？
贾樟柯：韩寒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放在最后，他不单代表上海的现在，也代表上海的未来。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但我一直看他的博客、他的小说。
因为他跟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也刚刚结束我的青春，开始成熟到40岁了，我非常理解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梦想——自由。无论他弃学、写作、还是赛车，都是在尝试生命的可能性。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不愿意被约束，不愿意被命名，不愿意被惯性的生活所局促。从他身上我知道，哇，原来这个城市是有自由梦的。韩寒代表这个城市一个新的精神，或者我们没有发现的精神——自由。
后来我剪片子的时候保留了这一句：“多少年之后我拿很多赛车世界冠军，我会告诉你们，我其实是个作家”，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反叛、对自我的一种反叛。
“如果足够强大，你不会被同质”
中国青年报：你的下部电影是筹备了4年的商业片，这是否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自己，因为大多数人始终认为你是“艺术片”导演。
贾樟柯：有部分这样的情绪，但我不是为这个情绪拍电影，最主要的还是故事本身吸引我。同时我也想告诉人们，我有这个才能。我不是为舆论拍电影，也不是为别人对你的评价去拍电影。
中国青年报：但很多人似乎还是希望你们这批导演能保持“纯净性”，似乎拍商业片就是妥协。
贾樟柯：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是从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社会过来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独立电影，是和那个时代的独立意识有关系，有人不在国家单位工作了，很多人下海了，这些选择本身有很大反叛性，这类人被一批人、一代人赋予文化理想，对他们会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反过来对导演来说，一方面不要迷失，商业电影不是不归路，它是众多电影尝试中的一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我，每一个生命阶段需要什么就拍什么；另一方面，始终要记得自己拍电影的动力是什么。我看了太多电影，但最后让我生命燃烧的是少量的艺术电影，我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始终有大量的电影让你消遣但不能让你生命燃烧，而世界需要有能让人生命燃烧的电影存在着。
中国青年报：这两年你增加了许多身份，比如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创意小组成员，还给时尚杂志拍过大片，有人说你越来越“主流”了，这也是出于你的自由选择吗？
贾樟柯：为什么说我跟韩寒有感情相通的地方，因为我也怕被命名，怕被惯性束缚，我希望还有能力和心态去尝试一些陌生的东西。
比如我为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做创意工作，我知道我的影响力很小，但当有一个机会让你发言，你要不要？既然我们对奥运会开闭幕式有那么多意见，突然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意见直接地表达出来，参与改变，要不要去？我愿意去。如果你足够强大的话，你不会被同质，你会有机会把你的观点呈现出来。
中国青年报：现在你拍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红灯没有了，市场也好了，又会是什么情况？
贾樟柯：最大的困难还是自己。到现在最可怕的不是外部困难，而是惯性，非常可怕。有时我写剧本，会发现我的写作状态特别好，一星期就写完了，但很差，因为那是依靠惯性写出来的，你太熟练了，可以很好地完成一个工作，但没有创造力，是清汤寡水、是重复。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导演也不是超人，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需要等待，需要时间，需要做无数重复的劳动，这些劳动在现在看来也许一点作用也没有，就好像每次发行总会有人问，你的电影是不是给外国人拍的，你还要重复。如果这个问题怎么都解决不了，那它就是现实的，而如果你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可能就更解决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