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利益到哪儿，我就在哪儿

    张磊：“当时只想哪怕见不着第二天的太阳，也要守住”

    武警兵团指挥部三支队警通中队班长，2005年入伍，在休假期间，只身一人，手持木棒，与数十名暴徒斗智斗勇6小时，保护了居民区院内19名群众的生命。荣立二等功1次，被评为“兵团杰出青年卫士”。

    中国青年报：张磊你好！你是本届“十大忠诚卫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80后。现在青年可选的人生之路越来越丰富，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警营？

    张：小时候也特别想从军，对军人和英雄特别向往。再加上我父亲在我这个年龄时特别想从军，但我父亲就没有圆这个当兵的梦，我又是出生在部队医院，要参军家里人也很支持。

    中国青年报：你参加工作时多大？对事业、对自己的人生前程有什么规划？到了部队真像你想象的那样吗？

    张：参军的时候刚刚18岁，刚领到那套军装的时候特别兴奋，就觉得梦想成真了，那时候特别有激情，就梦想能驰骋在沙场之上，在战火和硝烟中穿梭。

    部队在新疆比较偏远的沙漠戈壁地带，条件很艰苦，我们天天执勤、训练，和自己想象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和很多80后一样，我也有时候耐不住寂寞。

    但是那时候，我的排长给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我们部队的‘胡杨精神’吗？”胡杨精神就是指生长在大漠的胡杨那种坚韧、保持水土的精神，“三百年不死，死了三百年不倒，倒了三百年不朽”。在我们连队具体内化，要做到“勇于吃苦，甘于忍耐，忠于职守，乐于奉献”这四句话。排长说：“你细细体会这四句话，当兵的意义在哪里。”当时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斗志燃起来，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中国青年报：你曾经面对几十个暴徒，手持木棒独自保护了19名居民6小时，现在的同龄人很难想象，能说说你当时在想什么吗？

    张：那天挺突然的，那时候我还在探亲，入党还不到十天。因为是突发的，开始时有点蒙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了，第一反应是我要站出来，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帮助那些群众，保护他们。人虽休假，我的使命不能卸下来。

    因为我在休假，手上没有其他的设备，就想能阻挡一会儿是一会儿，哪怕多挡一秒，里面的居民也就能安全一秒。当时自己都想了，我哪怕见不着第二天的太阳，也要把这个院子守住，不让不法分子有机会破坏。

    中国青年报：你在那6小时的坚守中表现得很英勇无畏，你难道没有害怕吗？

    张：作为一名军人，我最担心的是尽不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不了使命。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威胁，我挺身而出了却没有保护好他们，比如有10名老百姓需要保护，但你的能力只能保护5个人，那时候心里就很痛苦。

    中国青年报：对你来说，有值得崇拜的人吗？

    张：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也有崇拜的偶像。我的偶像是丁晓兵，武警部队的独臂英雄。是“感动中国人物”，也是第八届的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中国青年报：我们这代很多年轻人只追星，不崇拜偶像，心中没有特定的偶像了，你怎么看待？这是好事吗？还是值得忧虑？

    张：我也是80后嘛，我们出生的年代并不差，也不算特别好，但无论如何，80后身上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我觉得我和很多80后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80后有很大的力量，我们这一代会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会担负起国家的未来。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正视自己，先明白自己是谁，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再去慢慢努力。

    中国青年报：你并不是来自富裕家庭，部队津贴也有限，听说你有一次拿到5000元立功奖金，还全部捐给了当时驻地的5名贫困群众。我们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待金钱？

    张：金钱在现在的社会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东西是钱买不来的，你的亲情、朋友、你内心的信仰等等。捐钱那次，有战友就和我说：“你也不给自己买套衣服、买点东西？”我说我有军装，穿着这身军装我觉得很自豪，而且我觉得，我穿着军装也不难看啊。

    侯世科：“从废墟底下救出人的时候，最有人生价值” 

    武警总医院医务部主任，1985年入伍，先后赴印尼海啸灾区、汶川、海地、玉树等地执行了16次重大灾害救援任务，在玉树，他不顾软骨撕裂的伤痛，连续16小时抢救伤员，直到晕倒在医疗点。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被表彰为“全军印尼海啸救援先进个人”。

    中国青年报：侯医生你好！您经常要奔赴各个异域他乡参与救援，每次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侯：每次救援，那种感觉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一旦接到命令，马上就全身心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组织人员、准备器材、赶赴灾区……最长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每次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没有困难就不是救援了。

    中国青年报：那面对灾难现场，面对那么多死难者，面对鲜血的时候，你的内心有没有过动摇？

    侯：没有动摇。因为你去救援就像打仗一样，打仗也有牺牲有死亡，但你不能后退。当然你心情也很沉重，但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流泪。当你回来之后，神经松弛下来，看电视或者想起来有时会流眼泪，但当时绝对不会，因为精力全部集中在救援上。

    中国青年报：在所有这些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侯：在最艰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在废墟下把伤员救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苦和累了，那个时候是最有人生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时候不是回来后给你奖励宣传，而是在废墟上救出伤病员的时候。看到伤病员很痛苦，你把他救治了，家人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时候，甚至有很多群众跪倒在这些救援队员面前请求帮助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生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中国青年报：做您这份工作，付出和物质的获得看起来并不对等，你如何取得内心的平衡？

    侯：这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要是你做这个事是为了实施人道主义，展示国家形象，为国家奉献，你就不会想到回报，是很值得的。你把他救好了，这是金钱不能比的。有机会能为国家服务，为国家作贡献的话，不用要回报，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值得。

    中国青年报：我们想听听你有没有推崇的偶像？

    侯：我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能实事求是地为国家、为人民或者为大多数人做有意义的事，真正脚踏实地做贡献，那些人才值得崇拜。祖国的利益到哪儿，我就在哪儿。

    中国青年报：您会经常顾不上家，您觉得应该怎么看待工作和工作之外的生活、家庭的关系？

    侯：如果你的家人、朋友认同你的价值观，他们就支持你。如果价值观不同，你追求的是为国家奉献，为受苦受难的人奉献，另外一个人追求的是金钱、享受，那没有办法调和。如果价值取向一样，受苦也是甜。

    魏文涛：“当时我的子弹上膛了，动作只有0．3秒”

    武警广东总队汕头市支队支队长，2009年4月24日用手枪击毙劫持人质的歹徒，创造了“一枪毙敌”的经典案例。他撰写实战经验50余万字，编写执勤训练教材7本，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

    中国青年报：魏文涛你好！在年轻人看来，狙击手是个“酷”而神秘的职业，作为身经百战的名枪手，你执枪至今，最有挑战性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魏：应该是“4·24”劫持人质事件，这个事件比较紧急。我们经过了6个小时的谈判，各种解救方法都无济于事。当时歹徒说：“再过五分钟以后，你们赶快离开，不离开就杀了她！”

    这个情况下，我带着手枪进去了。参谋长给了我两发子弹，我退了一发。当时考虑到第一发子弹打不到就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再打第二枪的话，他已经把人质杀害了。

    那时候冒的风险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责任，自己还是有信心。因为我平时训练手枪射击1分钟都能在90环以上，甚至95环以上。所以10多米距离内，我还是有把握的。

    我把手枪放在裤袋里和他再谈，没想到在谈的过程中，他后面的石头动了一下，歹徒是惊弓之鸟，在实施暴力的这一刻，我就从裤袋里掏出手枪。当时给我的时间只有0．3秒，在这个时间内我大吼了一声“不许动！”因为正常人听到大吼后会有0．3秒的瞬间停滞。

    这个歹徒转头的一刻，我就掏枪瞄准击发，刚好打中歹徒的太阳穴，歹徒倒下了。

    中国青年报：你如何看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魏：作为男人嘛，还是应该以事业为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管好，回报组织，回报家庭。

    中国青年报：您现在回头看，自己的作为和年轻时的理想相符了吗？

    魏：当兵主要是想在部队有所作为，没想到现在也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现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成绩和荣誉已经是过去了。这还是新的起点，不要觉得现在就到达了目标，我觉得人就是要向往追求，向往新的挑战。

    于连合：“我能留下来跟这片森林在一起，就很幸福”

    武警黑龙江森林总队大兴安岭支队三大队特种车辆修理技师，入伍23年至今还是一个兵，修理特种车辆3500余台次，培养驾驶员300多名，组织技术革新20多次，节约资金800多万元。

    中国青年报：于连合你好！在十大卫士中我们见到了不少“孤胆英雄”，但也有您这样二十多年如一日的“螺丝钉”。如今社会像你这样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见了，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工作岗位？

    于：小时候我边放羊边上学，那时候开始，就有当兵的梦，后来我到砖厂打工，家里困难就尽量帮忙干活。但是我要当兵，父母也支持我。应征了4次，终于在1987年入伍，当时20岁。

    当时就向往成为那种拿起枪上战场的军人，没想过要来修车。后来看到那些特种车在打火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比人力要强大很多，就逐渐喜欢上了这种车，所以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

    中国青年报：你刚工作时，想过会做到现在这样吗？你多次转岗，你怎么适应？

    于：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能获得这样的荣誉。以前也错过了几次提干的机会，后来想，安安心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行了。

    其实我也不愿意老转岗，我就想，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重用我，1991年还把我送出国去，到芬兰进修，学习特种车辆，我就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你的工作很平凡，有人则说很伟大，你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于：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需要。我是一个兵，一直从事特种车辆的维修和驾驶培训、带徒弟，我已经教了400多名徒弟了，看着他们都能熟练地驾驶特种车辆上山去扑火，独立完成任务，我就觉得很高兴。特种车一辆就价值百万，我能把它们都维护好，保护我们国家的森林，这也是一种价值，这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虽然我23年后还是一个兵，但是我觉得我实现了我的价值，这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个战友，在一次扑火的时候他碰见我说：“老兵，你来了真好！”这句话里的那种信任，给了我很多鼓舞。能把平凡的小事情干好，也就是一种不平凡吧。

    中国青年报：你参加工作这些年，你对自己的期待改变了吗？

    于：当时年龄小，考虑得也少，当兵以后在部队受到培养和教育，逐渐懂了很多。大兴安岭这片森林非常大，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林区，对生态环境也特别重要。于是我慢慢爱上了守护的森林。

    我一直坚持，23年前我是一个兵，23年后我还是一个兵。因为我心中有这份爱，我爱这片森林。我也经常对战友说，这里很美，如果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走到这片大森林里面，就没有理由选择离开。

    中国青年报：即使我们旁人看来，你这么多年的付出和获得也有很大的落差，对你来说，如何取得内心的平衡呢？

    于：我的两位支队长是我的同级兵，我的副政委也是我的同级兵，我的大队长比我还年轻，二大队的大队长是我的徒弟。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心里为他们高兴。我心里没有落差。部队的事业都很神圣，只是分工不同。

    一个普通兵有普通兵的追求，有普通兵的幸福。咱们部队的官兵，常年驻防在深山老林之中，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一年在山上的时间是6个月，在山里巡逻、扑火，我们和大山一起，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我觉得应该舍小家，顾大家吧。一个人23年不在父母的跟前，其实我也很想回老家看一看，在家里待一待。那时候等我打完火回来，我父亲都去世7天了，我媳妇生孩的时候我也不在家，去年回去，总共呆了5天，就赶回来了。我的家人也都理解我了。

    我能留下来，跟这片大森林在一起，跟我的部队在一起，跟我这些战车在一起，就很幸福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找工作、择偶上都越来越看重钱、房、车，那你是怎么看待物质、金钱的？

    于：可能我出生和生长的年代和现在的80后、90后很不相同，物质上，我不和人攀比。别人认为吃什么大餐啊、喝什么好酒啊、穿什么名牌衣服是很享受的。在我这找不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从没抽过名牌的香烟。

    有时候也想，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我们森林官兵就是要保护好这片森林，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绿色，这比什么都重要。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过多考虑自己的索取，应该多想付出。

    王涛：“老百姓热烈鼓掌，我感觉自己最有价值”

    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十一中队中队长，历经战斗70余次，他曾在震惊全国的“4·26”特大盗枪案中保持7个多小时跪姿持枪，与案犯生死对决，缴获枪支15支，子弹3000余发。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3次，被表彰为“山东省杰出青年卫士”。

    中国青年报：王涛你好！听说你刚入伍时打算按期退伍，但为什么在部队留下来了？

    王：我来到部队有一个人生转折点吧。我在新兵连的第一个星期六，那时候我们一个班12人的床都在一起，当时没有人下去扫，我就爬到底下去给扫得特干净，被班长看到了，在会上特别表扬了一顿。我在家里没什么人表扬过我，突然第一次得到表扬，心里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当时坐在一个板凳上，特别想哭，过了一会就哭出来了。

    我在家时俯卧撑最多一次做12个，单杠和双杠是一个也撑不了，外号叫“小胖子”。等到新兵下连的时候，拉臂能拉到30多个，俯卧撑能一次做300个左右。

    中国青年报：您长期住在部队，怎么看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王：顾不上家是必然的。2003年11月,我母亲打了好几次电话，意思是我父亲快不行了，当时我正在执行一个长途押解任务。到最后是我哥来电话，说你抓紧时间，必须回家，想尽办法回家。我心里特别难受，说哥，现在回不去。到最后任务结束，我也不知道爸怎样了，当时从青岛回家哭了一路。到家时我两条腿特别软，两个哥哥扶着我下车。我1996年入伍到2003年我爸过世，这么多年和他没见过几面。我父亲躺在床板上，我就扑过去，摸他的脸和手，一直叫，一直叫……

    还有我妻子，认识了17年，我当兵14年,真正在一块不到两年时间，现在也是一样。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王：每次完成任务以后，我看到周围的老百姓，从他们的眼神里感觉“武警来了、人民军队来了，就放心了，没问题”，老百姓心目中能相信我们部队，我感觉这是最有价值的。2009年7月15日,我们在胶南市中心解救一名女人质，当时围观群众特别多，估计能达到1000人吧,我们出来时公安局的同志和老百姓都热烈地鼓掌，我感到这时候特别兴奋。

    中国青年报：你面对过这么多次刀枪、恐怖分子，你有害怕的事吗？

    王：说实话，如果是对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我都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是军人。要说怕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

    2009年10月15日发生劫持案件，现场歹徒用20厘米的水果刀顶在女人质腰上，如果捅进去到肾，也有生命危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歹徒后面全是大理石墙壁，枪打过去，子弹穿过人的身体，如果弹到大理石上的话容易跳弹，很容易跳到人质和围观群众身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开枪，如果失败，他肯定能把刀捅进去，那么人质就有生命危险！我感觉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王坤吉：“在职业场上没有性别之分” 

    武警8750部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在孩子才一岁多的时候，就主动请缨去西南高原，两年多来她战风雪、抗缺氧、斗酷暑，送医送药到每一个执勤点，还为藏族同胞义务诊疗2400多人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中国青年报：王坤吉你好！作为一名女性、母亲，你主动申请去高原，当时是怎么决定的？

    王：我觉得职业场上没有性别之分。说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但我首先是军人。我当时就特别想去慰问高原的部队，因为我们部队很多战士面临着高寒、缺氧和高原反应，严重的甚至有肺水肿。

    我就感觉这时候特别需要我去。我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总结这样的病症处理方法，减轻他们的痛苦。我就想也许对我的孩子比较愧疚，但是我履行了军医的职责。

    中国青年报：驻扎高原最难的是什么？王：就是思念孩子。

    有一次我在高原驻训的时候，给当地小女孩卓玛买蛋糕庆祝生日，小卓玛特别高兴。但我的小孩当时才两岁多，我在给别人小孩庆祝生日，我的孩子却没有爸爸妈妈给他祝福……

    后来孩子都不接我电话，一次他却抢着话筒问我：“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小朋友们都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听后，心都碎了。

    中国青年报：高原工作这么久，感觉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王：部队的病号来这住院，经过我的治疗之后，开开心心回连队，这是我特别高兴的。

    我的老同学经常聊起现在的风光，我觉得有时候心里也挺复杂的。但是每当我来上班，那些病人都特别尊敬我，当我们下团去搞体检时，战士们一看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还请我到他们班里面去坐。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动力，特别有意义。

    石华杰：“看到雪域高原的年轻战士，金钱欲望都会消亡”

    武警青海总队副参谋长兼玉树支队支队长，在玉树震后8分钟带领官兵迅速救援，当天救出被埋人员969名、伤员1202名，安全转移群众2986人。带领部队完成维稳、打黑除恶等重大任务50余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7次。

    中国青年报：身在高原，这么多年来，您觉得最苦的事情是什么？

    石：刚当兵时在我们青海省的一个农场，海拔3000多米。条件虽然说非常艰苦，但当时年轻人嘛，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感觉。如果说苦，唯一真正感觉比较苦的就是我当兵的第四年。

    当时任务比较重，我曾经有一次在执勤当中走着路就睡着了。当时我每天至少值班8个小时，我都有意识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睡着，5点多了，快下灶了……”说着想着但还是闭了眼，一下撞到墙上了，然后醒了。那时候，1984年的兵只留了我一个人，其它人都复员了。当时刚改革开放，战友们回去之后写信打电话来说就业情况都不错，精神上也感觉很孤独。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金钱和权力？

    石：我觉得社会上改革开放后，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的物质需求或者说一种金钱欲望都有一些发展，社会环境也都变了。但我常跟战友说，我们一块在雪域高原，特别是在大冬天，你看到我们的战士，一个18岁、20来岁的战士，过年了不能和家人团聚，而他们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尽职尽责、守卫一方的安宁，看看他们，你的物质欲望、金钱欲望都会自然消亡。我们的战士能够在那样的条件下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扎根高原，你还会有什么过多的奢求吗？

    中国青年报：对您来说觉得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石：要说最有价值的，我觉得是这次抗震救灾救人。有时候我们救出来的一个人，说不定就是他们一家的支柱。我们再苦再累，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给他们带来的生命，是用金钱或其他什么都不能衡量的。

    降巴真追：“钱和权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

    武警陕西总队宝鸡支队十四中队班长，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暴徒闹事，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中国青年报：降巴真追你好！你是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战士，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穿上军装，走入军营？

    降：我19岁参的军，我虽然是农奴的后代，但是没有经历过农奴社会的苦难。小时候父母经常讲共产党对我们藏族人民的恩情，希望我能当兵报效国家。参军主要就是心里想要为民族团结、为部队作一点贡献。

    中国青年报：有没有过让您害怕的事？

    降：有过。我们那边附近曾经有些人想去拉萨声援闹事分子，那时候感觉就挺害怕。我就用藏语和他们交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时还有一个村干部和我一起劝说他们。最后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劝说没有去，现在他们也很感谢当时的劝说。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物质、金钱和权力？

    降：我觉得它们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

    中国青年报：您有崇拜的人吗？

    降：有，像邓小平，像和他一样的伟人。主要是我觉得他们为人民做了很多实事，我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富起来了。

    安宏伟：“人要有信仰的力量”

    武警新疆总队二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在突发事件中抓获不法分子530人，解救被困群众900多人。入伍12年，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4次被表彰为“标兵教练员”、“优秀教练员”。

    中国青年报：安宏伟你好！你遇到过的最困难、最苦的事情是什么？

    安：就是每次参加部队比武，那是身体的一种极限，心理和身体的压力都很大。

    很多时候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信仰，进部队后没有明确的目标。干好工作是要有精神动力的，是要有信念支撑的。在部队信仰很重要，有精神的支撑才能凝聚力量。

    我们相信，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中国青年报：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最有人生价值？

    安：最有价值的时候，是和支部一班人一起建设全面过硬的中队。我理想中的部队，能够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我对自己想得比较少，我想我能有现在的成绩，可能就是因为个人方面想得少一点。

    中国青年报：怎样看待金钱和权力？

    安：钱是很重要，够用就行。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以前已经好了不知多少倍了，应该是要知足了，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中国青年报：你有推崇的偶像吗？

    安：我崇拜毛泽东和粟裕。崇拜毛泽东是崇拜他那种一直学习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他对事物的分析尤其深刻。崇拜粟裕那种极强的约束力，对自己严格要求。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工作在外难以顾家？

    安：忙的时候和妻子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谈恋爱时见不着面的时间更长。本来打算是去年7月6日结婚的，刚好连续接到紧急任务，推迟了三次婚期。她有时候也不理解，打电话还闹一下情绪、哭个鼻子，现在也慢慢习惯了。

    李国勇：“去训练场，完全是靠使命感和责任感”

    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分队长。2007年在与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联合演习中，飞身跨越4米外公交车顶解救人质，这惊人一跳，定格了中国武警的英雄风采。担负奥运和国庆60周年安保任务，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中国青年报：李国勇你好！听说你们这支队伍非常特殊，训练特别艰苦，不是轻易能考进去的吧？当初你是怎么选择参军的呢？

    李：我是1999年12月底入伍的。在上学时，我是体训队的，体育成绩非常好。当时我考上了体校，但要多交5000块钱，当时家里很拮据，我不能给家里添麻烦。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懂事了，我17岁。我边上学边给别人打过零工，给人修房子、装车，拉沙、搬石头，吃了很多苦。

    后来我在饺子馆包饺子的时候，看到国庆50年大阅兵，部队很威武雄壮。当时方阵走过天安门的时候，就一下子激发了我内心的情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脚涌到了我脑盘上。当时不懂什么是爱国，但我就是想去当兵。

    中国青年报：“雪豹”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我很好奇，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就是2007年去俄罗斯参加联合军演，跨越4米距离救人质。

    当时开卡车的是一个俄罗斯新兵。我们合练时，车停好是2．5米左右的距离，我很轻松地就上去了。而演习那天，他可能是紧张，一是车启动慢了，再就是停得非常远。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上还是不上？！心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斗争。

    因为当时我们背上有“中国武警”四个字，观礼台上有我们的司令员、俄罗斯的一名大将，还有好多中外记者。当时想要是我不上的话，演习就失败了。然后我就原地扑上去了，扑过去后我全身都软了。绝对是潜能。

    中国青年报：那你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李：就是我们雪豹突击队的建设和任务需要的时候，我能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打得赢！我就感觉有价值，非常自豪。

    中国青年报：很多青年人看过《士兵突击》，对具有特战技能的军人都非常崇拜，但说到找工作，还是更看重物质的待遇，并不想当。你怎么看？

    李：说实话，北京天气很热，别说穿我们的作战服，往那一站就浑身都流汗。我们训练完连筷子都拿不住，发抖，一夜倒下什么姿势，起来就是什么姿势。

    每天从事这种高强度、高难度、高险度的训练，说实话都是在挑战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极限。而相比之下，我有同学在地方工作，工资都比我们高，也不是很累。

    但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要做到“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完全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强迫你必须去训练场训练，这是自发的，也是因为我们雪豹突击队有这种氛围，我们是反恐的拳头。

    （本版照片由武警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