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军事政变”难给非洲带来稳定和民主
24名总统候选人中没有现役军人，民权政府将取代几内亚军政府。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几内亚军政府领导人塞古巴·科纳特在投票时说：“我内心充满自豪，我呼吁实现国家的团结、统一。”科纳特曾承诺，民选政府产生后自己将退出政坛。
为期一天的选举有序、平静，参与选举监察的美国驻几内亚大使馆称赞选举“异常好”。但军政权“还政于民”能否彻底打破非洲国家“选举——军事政变——军人执政——选举”的怪圈，还有待观察。
军事政变：“幽灵”重返非洲
在非洲，军队领导人凭借“枪杆子”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几乎半数的非洲国家在独立、民主选举的兴奋后，随即陷入军事政变、军人执政的恐慌。
数据显示，过去50年内，非洲发生“成功的军事政变”（即最终推翻现政府的军事政变）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上世纪60年代为27次，70年代为30次，80年代和 90年代均为22次，从2000年到2008年8月仅为5次。
但去年以来的一年间，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和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多哥和几内亚比绍宣布挫败“政变企图”。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哗变和政治谋杀事件引发人们对非洲民主进程发生倒退的恐慌。泛非政治运动协调官员迪奥·卢卡穆茨就曾表示，“军事政变的幽灵已经重新回到非洲”。
在最新发生的几起军事政变和哗变中，有的是因为军人指责民选政府腐败无能、借新一轮大选或修宪前夕发动政变，有的是因为长期的部族纷争为军队夺权埋下祸根。虽然目前非洲地区的军事政变多发生在小国、穷国，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成功的政变将对周边大国军事力量起到刺激作用，导致军事政变“传染”开去。
近十年来，通过政变夺权的非洲军政府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来自非盟的制裁，军政权领导人被禁止参加非盟的所有会议。毛里塔尼亚军政府更是受到来自非盟、欧盟及美国的联合制裁。但对于那些夺取政权后承诺在适当时间组织选举、“还政于民”的军事强人，国际社会出现了争议之声。
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超过40年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公开为几内亚军政权争取国际承认。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也曾表示，孤立非洲的军政府毫无意义，而应和他们协商谈判。
瓦德对军政府的“友好”可能源于2000年塞内加尔总统大选。当时，他在塞内加尔总统大选中获胜，塞军方曾警告时任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如果不尊重选举结果，可能引发军事政变，确保了瓦德顺利就任。
在非洲，关于军事政变究竟是以暴易暴、保障民主还是藐视宪政、践踏民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
以暴易暴：“良性”军事政变？
非洲国家最近的几次军事政变能够成功，或多或少都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并且有军政府“恢复民主”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军政府能够成功发动政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推翻的所谓民主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保尔·科里尔认为，在许多最穷困的国家，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军事政变是制衡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手段。
“那些领导人真正害怕的力量是他们的军队，因为比起选举，军事政变‘以暴易暴’，更容易让那些不民主的领导人下台。”科里尔说。
他认为，虽然非洲许多国家都采取多党制对执政党行为进行约束，但当一个党派执政时，还是会利用贿赂、恐吓和欺骗等手段试图长期把持政局。因此，科里尔最近提出“良性军事政变”的概念，认为非洲有的国家发生的军事政变对人民有利，受人民支持。
科里尔的观点受到一些非洲国家军队领袖的支持。尼日利亚退役陆军准将、现任参议院议长戴维·马克就认为，军事政变为国民反抗腐败的民选政府、甚至是军政府提供了一个方法。
“在大多数国家，如果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军事政变不会成功。”他说。
今年2月，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时，就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军队。当时，时任总统坦贾为谋求第三个任期，推动修改宪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制连选连任，引起国内强烈不满，普遍认为军事政变是唯一阻止尼日尔继续穷困的方法。
尼日尔军队领袖萨洛·吉博在劫持总统、解散政府的同时承诺恢复民主，并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如果吉博的承诺能够兑现，尼日尔将与刚刚举行完民主选举的几内亚一样，在军政府的“帮助”下走上民主道路。与尼日尔政变相似，几内亚在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政府领导人卡马拉上校曾一度受到几内亚人民的支持。
但问题是，军事政变就像是一枚没有导航仪的导弹，可以摧毁腐败政权，也可以颠覆民主政权。
也有人提出，科里尔的“良性军事政变”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军队以选举不公、政府腐败等为理由推翻正常运转的政府。
前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就认为，无论采取和平或暴力形式、无论推翻的是善或恶的政权，军事政变都是民主的对立面。坎贝尔长时间工作的尼日利亚曾有15年处于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军政府统治下，三任军事独裁者都曾许诺恢复民主，但均未实现。
还政于民：军事政变的“试金石”
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军事政变推翻的政权是否受人民支持外，军政府能否通过组织民选、退出政坛等手段兑现其“还政于民”的承诺是军事政变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试金石。
尼日尔政变后，军人随即任命非军方人士穆罕默杜·丹达为政府总理，并且承诺举行选举，恢复民主以及军人不参加选举等。这些举动都表现出军政府“还政于民”的愿望。
虽然尼日尔国内反对党、西非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也不断催促军政府尽快恢复宪政，但截至目前，军方尚未给出选举时间表。尼日尔全国咨询委员会建议举行立法、总统选举、建立新议会的日期也未得到军政府“民主复兴最高委员会”的任何答复。这难免让人怀疑政变者“还政于民”的决心。
在“还政于民”这块试金石面前，几内亚军政府领导人卡马拉上校就曾显露反民主的本性。2008年，卡马拉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几内亚政权，同时许诺将让位于民选政府，但他的承诺迟迟没有得到兑现。2009年，卡马拉指挥军队杀害157名反对派，军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性更是昭然若揭。
美国著名顾问公司欧亚集团分析师斯比诺·加尔布拉赫认为，西非以及整个非洲地区的政治动荡同领导者谋求长期执政有关。“如果不加限制地长期执政，不利于形成政权更迭的平稳过渡机制，不利于地区稳定。”他说。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军事政变后实现军政府向民选政府顺利移交权力的非洲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几内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加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等。其中，加纳被誉为非洲“从军权走向民权”的样板。从1957年独立开始，加纳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最终实现民选政府接替军政府权力，成为西非的民主典范。
在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几次更迭中，加纳军队的地位和角色悄然发生变化。加纳冲突预防部队军官厄玛努尔·阿宁说：“如今加纳中层以上的军官都意识到，暴力和军事政变危害国家，也危害到部队的利益。军队对民选政府控制军队和警察的理念更为接受了。”
他表示，目前加纳军队通过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已经远离政治。
虽然几内亚军政府领导人科纳特曾反复表示，当民选领导人产生后，自己将和军队退出政坛，并绝不干预政治，但国际危机组织西非项目主任理查德·蒙克里耶夫认为，新政府将或多或少向军队妥协，做出让步。
“新总统将不可避免地希望获得军队的支持，这将影响到政府在军事预算透明度等方面的决策。”他说。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几内亚选举顺利结束，但军队能否彻底退出政治，尊重宪政和民选政府是对军政府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