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只是开始
张翎：2006年7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百无聊赖中，我走进机场的一家书店，一眼就看见摆在高处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那天正是唐山地震30周年纪念日。
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离我而去，心开始一点点坠到已经泛黄的往事里——1976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机器的层层过滤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
回到多伦多，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那些猝不及防的神情和身体——我远远望见一群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还有那群坐在火车厢里的孩子。“坚强啊，坚强！”他们被大人一遍一遍地鼓励和劝说。他们的眼泪在半麻木、半羞愧中干涸。当火车终于抵达他们的校舍，他们走上汇报演出的舞台，雷鸣般的掌声使他们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概括为“成为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大学”或者“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灾后余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几十年在人心中的余震，可能永远难以消弭。活下来仅仅是一个开始。
中国青年报：一道心理测试题——父母、伴侣、孩子、工作或资财、自己，如果面临灾难或者战争，在这五样中必须舍弃一样，你将怎样取舍？剩下的四样中再必须舍弃一样，你又将如何取舍……据说许多人因为难以取舍而焦虑得放弃选择。我的问题是：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本真，终会筋骨毕现、水落石出。你在《余震》中将一个年轻母亲置身于骨肉二选其一的艰难境地。为什么偏偏设置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人性考量？
张翎：只有被天灾或极端境遇推到那个角落时，人的本能才会推开一切理性思考，主宰人的行为。其实，我在《余震》中描述的那个残酷选择只是小说的开始。我的小说是关于“疼痛的”。如果我不设置一个残酷的选择，故事后面的疼痛无论在深度和长度上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余震》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走来。天灾把生存推入极限，她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她一种方式，就是紧紧地攥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可是她攥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造就人，有的苦难是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
中国青年报：《余震》诞生的“孩子”被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培育和重塑。你的基因占了多少、他的重塑占了多少？
张翎：《余震》在《人民文学》2007年第1期刊发之后，数位知名电影人表示了将之改编为电影的兴趣——30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汶川大地震，电视里天天有让人心碎的画面，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聚光灯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提了出来。人们意识到，天灾带给建筑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在孩子的心灵上剐擦出的血，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地渗流更久。
我觉得小说是电影灵感的起源：它给电影竖起了框架，而冯小刚和编剧从框架里找到了自己的视角，然后把自己的视角延伸扩展。最后小说和电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剥离的整体。
中国青年报：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情节是什么？电影中最血脉贲张的情节是什么？
张翎：作为《余震》的作者，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小灯在医生的要求下对自己的疼痛进行描述的那一段，写那段文字的时候我感觉有一把钝锤一直在我脑壳上敲；电影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个女人站在废墟上，喊出“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的镜头。那种无奈，那种撕心裂肺，那种终极的愤怒，在那个镜头里宣泄无遗。
小说《余震》简介：
《余震》讲述了一个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女孩王小灯的成长经历。1976年，王小灯幸福和谐的家庭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妈妈在小灯和弟弟同时被压在废墟里，只能救一个的情况下，选择了弟弟而放弃了她。小灯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后，始终无法摆脱心灵的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