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余则成”在潜伏中纠结
一个人闯进了官场，自认为很坦荡，却感觉自己就像潜伏在官场的“余则成”；这个人离开了官场，写书讲讲5年的为官经历，却感觉在“背叛组织”。如果引入“异化”的概念，我们似乎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姜宗福个人的“另类”与异化，还是他所处身的官场的异化。一个正派正常的官场，除了“国家机密”之外，所谓“不可与人言”的机密应该是越少越好，这也是公职人员接受民众知情与监督的基本所在。但在姜宗福这里，因为他毫无遮掩地讲述了一些官场之事，就被怀疑是“揭露官场隐私”，就被同僚视为“卧底”与“背叛”。
这种纠结的根源，便是官场异化的长期弊病。中国的官场文化一直是“只能做不能说”“有人做无人说”，谁要是向老百姓“泄密”，就是犯了大忌，就是捅破了天机，就是与整个官员队伍为敌。官场有自己独立且封闭的游戏规则，谁违反规则就会被惩罚，甚至被淘汰出局，“不带你玩”——姜宗福当初从副市长任上“突然”调到学校里，不就被媒体解读为乱说话的代价吗？也正因为如此，凡是肯“违反规则”向老百姓多介绍一点情况的人，都会被舆论格外吹捧。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权力不民主的具体呈现。凡是“保密”者总有针对对象，官场的“保密”对象便是人民，他们之所以要把这套潜规则隐藏起来、遮盖起来，就是为了用最武断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威权感，并从中获得各种私利——比如免于监督之类，甚至贪赃枉法为所欲为。
最近一个很热闹的新闻，是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点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等高官“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嫖娼”，对于官员私生活的监督匮乏，让他们常常利用公权为所欲为，甚至郑州市纪委书记曾“不慎泄密”说“95%%的贪官都有情人”。此类官场低俗之风是如何形成的？不正是仰仗于自我神秘化的群体氛围吗？民主的权力运行，是不该容忍自设壁垒的神秘主义威权的，更不会让官场中人深深陷入个体异化的漩涡。你可以是政治精英，不意味着一入官场就可以同时成为经济精英、艺术精英、科学精英，但在这种官场神秘主义笼罩之下，我们就不难看到号令一切的“救世主”面孔。
在笔者看来，姜宗福仍然保持着睿智，他说：对官场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比我深比我透彻的大有人在，我之所以能够“两炮走红”是钻了“敢讲真话”的空子；其他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皇帝身上其实什么也没穿”，但他们就是不说，或不愿，或不敢——要说起来，这些道理也不深，在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前不怕说真话”的时候，媒体就讨论过，遗憾的是，今天这番道理仍然大大管用。当前官场规则的最大困境，就是人人都在说，但对于怎么撼动这些顽固的规则却无能为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偶尔出现的“另类泄密者”激动不已，姜宗福们才会被媒体一再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