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加藤周一先生的遗训
日本在20世纪犯了两大错误。前半段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后来又在侵略中国的战争里极尽暴虐之能事，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终于战败投降。后半段对1945年8月15日为止的行为没有作充分的反省和谢罪，不能和朝鲜半岛南北方及中国人民建立起真实的信赖关系。只有反省这两个错误，我国将来才有希望。
没有人能够像加藤周一先生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及直到今日这一历史日程中的问题点。反过来说，如果不认真反省这段历史，日本的将来也许不会前途光明。因此，我想思考一下加藤周一先生的这个遗训。
大战结束的那年，本人才18岁，没被征兵，故没有军队生活的经验。没有军籍的未成年人，应该说没有资格谈论战前、战中的日本。但是，我是在昭和2年（1927年）出生，小学五年级时“支那事变”（七七事变）爆发，中学三年级时发生偷袭珍珠港事件并由此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时我正上旧制高中二年级，受过《教育敕语》、《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人敕谕》的教育。从小学到昭和20年（1945年）的8月15日，在每天的生活中被灌输的一些口号还记得很清楚：“忠君爱国”、“神国日本”、“一亿一心”、“举国一致”、“国民精神总动员”、“灭私奉公”、“圣战完遂”、“八纮一宇”等等。
这些口号里，“忠君爱国”处于中心位置。《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有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的规定。忠于天皇、服从命令是命题的中心，爱国只是附带的。在陆海军里，“上官的命令要当作天皇陛下的命令看待”。天皇不单统帅陆海军，还是“政治权的总揽者”，行政、司法、立法全都以天皇的名义施行。和辅助天皇的政府政策、命令唱反调的人，就是反叛天皇，就不是“国民”，而被称作“非国民”，不但会遭到排斥，军队和警察怎样对其处置都不能提出抗议。《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被警察拷问、杀害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甚至在帝国议会讨论时，陆军大臣也会对批评军队的议员大叫“闭嘴”。
明治时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基础是“国体”。国体就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神武天皇（首代天皇）所建立的国家——“大日本帝国”，它由天皇统治，是一个要求“臣民”无条件服从天皇的组织。
支撑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体制的是“国家神道”。梅原猛先生指出，幕府（江户时代的封建政权德川幕府）末期，明治政府被一些思想偏执的国学者支配，排斥圣德太子（574~622年，制定17条宪法，派遣遣隋使引进大陆文化，促使佛教在日本的兴盛）以来处于国教地位的佛教，强行“废佛毁释”，破坏大量佛寺，无视自古以来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神佛融合的传统，建立了以新天皇为顶点的“国家神道”。用《教育敕语》作为一般国民教育的中心，灌输对天皇这个“现人神”的信仰。“国家神道”和天皇制构成了日本“国体”这辆车的两个轮子。
战前的日本军队被称为“皇军”（天皇的军队），军事作战被称作“圣战”。天皇的军队被神化，它的行动被认为是永远正义的，可以说是一种荒谬的意识。
战前、战中的日本国家机器确确实实是以神格化的天皇为顶点的组织。可以说是一个不只是抱着荒谬观念、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正确，而且对任何结果都不愿负责任的体制。关于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除了被战胜国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外，在日本国内完全没有被追究的行动。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当代日本国民必须要反思。特别是1937年以后，日本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并陷入战争泥沼之后，更进一步向美国开战，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结果，几乎使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变成焦土，牺牲了包括军人在内地300万以上的国民，失去了所有海外领土。对于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没有任何人愿意向日本国民承担责任。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了。这意味着不仅日本的陆海军要停止军事行动并投降，而且要遵守宣言所陈述的解除军国主义权力、恢复民主体制、尊重基本人权等规定。后来，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为首的联合国最高司令部（SCAP）开始了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
1946年1月，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否定了以天皇的神格为“国体”基础的明治宪法。1947年施行新宪法，它的基本理念是强调遵守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基本人权等原则。在占领军命令下，释放了政治犯，废除了华族制度，实现了妇女参政，取消了明治时代的《教育敕语》并制定了教育基本法。战后，日本从明治宪法的体制转变到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体制上。
占领当局没有对日本进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战前、战中的日本政府总算保住了权威。当时的日本政府不用“战败”的说法，而是称作“终战”。另外，在正式场合把占领军称作“进驻军”。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官僚们为了隐藏日本历史上首次战败投降的现实欺骗国民的做法。当然，陆海军解散了、内务省被取消了，但原来的官僚机构总体上维持了下来。
前面提到的《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格，神道则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失去了“国家神道”的地位。可是天皇的“宫中祭祀”算作皇室的私人活动还是国家的仪式在没有明确区别的情况下维持下来了。靖国神社和伊势神宫虽然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还是社会尊崇的对象，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还一直受到一定的官式待遇。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就这样，当回顾我国战败以来，由于战败投降、制定新宪法，我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5年在国际上承诺的国家应有的状态，也就是爱好和平、主权在民等理念是否真正在国民的日常生活里生根还很难说。1941年到1945年受过“国民学校”教育的人形成了今天日本领导层的中心，对“神国日本”、“世界第一的国体”等当年所受的教育抱着一种怀念的感情。对于战后以回归国际社会为前提条件的宪法，出现了以不能适应时代为理由，随便就将其取消的势头。
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大势已经转向结束冷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要刻意强调“亚细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不能说和推进日美之间军事合作的国际活动无关。
不用说，对于日本，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把它放在比宪法还高的位置上就成为一种奇怪的现象了。这里面还有透明性的问题。如果在亚洲孤立，立刻就导致在世界的孤立，对此，日本应该记得在1930年以后的时代所得到的教训。正像加藤先生所提出的，如果我国还没能得到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两国人民充分信赖的话，我们必须要好好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使日本国民对于日本作为加害国那么大规模地向这两个国家和东南亚各国所采取的行动缺乏认识的背景。前面说的“神国日本”的“圣战”由于日本首先在亚洲完成了现代化、进入了先进国行列的优越感作祟，认为日本在亚洲各国施行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记得在日本战前和战中的这种强烈意识。
另外，战争期间，由于新闻策划、本国军队和政府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痛苦的事实，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等被曝光之前，一般的日本国民几乎完全不知实情。
在战争末期，由于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日本大多数的都市都化为废墟，牺牲了大量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更不用说在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所造成的惨状了。由于这种经历造成我国民众抱着历史上空前的受害心理，反而几乎把日本本身过去在亚洲各地作为加害者的自觉全部忘个精光。这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国民在感情上产生巨大距离的原因。
以上便是作者追寻自己少年时代所处昭和时期历史的同时，对加藤先生的遗训作了一些思考。结论是：我们日本人如果想要在国际社会得到信赖的话，最切实的道路就是认识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遵守现行宪法精神，回归到宪法所提倡的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等普遍原理，并且连续不断地努力把这一切巩固成国家的理念。加藤先生是“保卫第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想起他当年带病热心参加活动，便不由得为他的冥福祈祷、合掌。
（作者为原日本驻印度大使、日中协会顾问、日中友好会馆前理事长。因篇幅所限，文章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