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不是排泄物
大师的魅力来自道德关怀，经典在于永恒价值，文学创作需要更高的境界。但一个价值失序、进退失据的时代，也会有它怯懦且执拗的解释。如今，写作可以等同于码字，躲避崇高也能成为一种号召。我们不是丛林里的动物，却要把作品看作个人生存的排泄物。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还活着、能调侃，就以为玩世不恭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吗？
罗丹曾经说过：“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李建军引用了这句话，接着又叹息道：“事实上，真正艰难的还是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
作者对俄罗斯文化做了深入研究，他发现，俄罗斯作家伟大而坚忍的气质，在于他们都有“良好的文化教养”，总是“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这里的教养显然不是指学历、学识、礼貌等较为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信仰、尊严、美感密切相关。所以，他们的内心安详，谈吐优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即使处在瓦雷金诺那样的绝境中，也能静静地写作，还能望着沉睡的女友感叹：生活呀，为什么对我如此慷慨！
中国作家面对的庸俗之敌也许主要是“江湖化”倾向，其基本价值观就是一个“混”字，并没有什么深广、高妙的内涵。就像水面上变来变去的风，更适合于政客而不是文学，但没有精神之锚又很难抵御。所以，李建军指出：“庸俗不仅是生活之敌，而且也是文学之敌。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有文化不一定有教养，外表的风雅与内心的优雅并不是一回事，一个缺乏操守的文化人，更可能臭不可闻。与作家作品交流就如同与人打交道，谁愿意和这样心绪怨毒的作家坐在一起，读他肮脏的发泄物呢？作品“余香满口”读者才会去阅读，作者的境界高于读者交流才有意义。李建军特别提出“祝福感”这一概念。因为“祝福感”本质上是一种充满爱意和善意的道德力量，是明辨是非善恶的情感源泉，它的有无不仅分开了人与兽，也区别出伟大与平庸。
李建军还指出：“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向上的运动’，就是为了‘高尚的生存’而‘进行斗争’。”在这一精神追求中，并没有市井、庙堂之分，也不在文化高低，关键在于你有多高的志气，要做怎样一个人。譬如相声大师侯宝林，早年学艺时出身低贱，贫困交加，大字不识。可他志气奇高，为自己立下了两个艺术信条：一是不说骂人的“荤口”，二是不讲摇尾乞怜的“贱话”。当时的观众都知道“他的相声文明”。正是这“没有脏话和贱话”的自尊自爱，终于把一门乞讨般的民间曲艺提升到高雅的“笑的艺术”。这是真正的大师之路。正如李建军所断言：“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