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改革路径 公民社会先行
其实，这些年，不仅是特区，其他许多省市，在政体改革方面，已多有尝试。譬如，广州先行先试的财政公开；譬如广州市政协地位的提升，即重大事项要先经政协讨论才再提交人大和市委；譬如网上议政问政等等。五六年前，云南红河，四川步云、雅安，湖北咸宁等地方政改试点也可谓此起彼伏。这些实践的最终际遇显示，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哪怕是高层力量，要迅速而彻底地完成改革，恐怕都不现实。如果我们权衡改革的阻力和动力，寻找一种现实可操作的方式就会发现，发展公民社会，做强做大公民社会，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自治，比如社区自治、行业自治。2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不是毫无收获。最大收获，就是造就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有产阶层，即业主阶层。他们大多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对现代政治文明有足够的了解，公民意识强烈。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不仅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人群，而且不同于别的阶层比如农民工阶层，他们不是四海漂泊碎片化生存，而是大规模聚居，彼此之间天然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丰富联系，天然有组织性。这个阶层，即以房产为主的整个中产阶层，将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
这个有相当力量的阶层，也是一个相当理性的阶层。有产，有知识和教养，注定了他们的克制，他们的平和，他们审慎地使用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有相当力量，但更有相当智慧，更有相当的建设性。
因此，这是一个可以放心的阶层，一个可以依靠的阶层。他们有改变的愿望和冲动，因为某种程度的停滞和倒退，的确是近年来社区自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以广东而论，业委会组建比率就非常低，如果把开发商操纵的业委会也算上，广州不过15％，深圳不过30％，而东莞更是只有10％。绝大多数社区连业委会这样最基础的制度设施都付阙如，所谓社区自治岂非流于空谈？
社区自治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倒退，就微观而言，构成对业主权利的严重威胁。而就宏观而言，无疑是自废武功，将中产阶层几乎整个挡在公民社会的大门之外，让他们无法自组织，一个理性的社会力量因此被废弃，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村庄是农村社会的底盘，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底盘。政改是侧重上层建筑，但社会的稳定不只是靠上层建筑，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底盘做依托。底盘稳，社会稳。这正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要义所在。这就意味着，相比于政改，构建自治秩序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建设的重心需要下移，即要把社会底盘当做社会建设的重心，把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当做社会建设的重心。
但是，无论是村民自治还是城市社区自治，由于行政力量的强行介入，近年有边缘化的倾向。这样的趋势显然不是什么福音。如果说村民自治因为乡村的衰败而很难进一步推进的话，那么启动城市社区自治，则有业主阶层即几乎整个中产阶层做后盾，动力系统足够强大。城市社区自治属于体制存量，法律法规相对完备，不需要多少制度创新，因而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通过城市社区自治，以及职业自治、企业自治、整个社会自治来做强做大公民社会，做强做大中产阶层，进而以整个公民社会的压力，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现实的路径。它陈义不是很高，没有惊涛骇浪，谈不上激动人心，只是静悄悄的点滴生长。但恰恰是这种静悄悄的点滴生长，才最有力量。深圳之为特区，今天特在何处一直颇具争议。其实特区新的突破口很清楚，作为全国最早发展新兴社区的城市，作为业主力量、中产阶层力量相对强大的城市，公民社会已经在深圳孕育，何妨在这方面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