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放牛班的春天》

    立志当音乐家的侯立家第一个摸到小提琴，所有的孩子都兴奋极了，却不好意思碰一下。

    众石摄

    宋文娟、宋文俊姐弟要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山西的奶奶。

    众石摄

    张亚玲一上场，便艳光四射，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众石摄

    当“音乐之帆”的老师陈倩“吧嗒”一声打开琴盒，拿出小提琴举起来时，孩子们都张大了嘴发出“哇”的一声。5岁的侯立家惊呆了，身体微微颤抖，竟然不好意思用手碰碰琴。

    侯立家是北京房山安琪儿孤儿培训学校的一个孩子。9月12日，星期日，这里的76个从5岁~16岁的孤儿都没睡午觉，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音乐之帆’的老师要来教小提琴啦！”孩子们奔走相告，其实，他们多数人并不太清楚什么是大提琴小提琴，只知道会拉琴非常了不起。

    这76个孩子年龄不同，身世各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过早地遭遇了命运的磨难。他们有的是被拐卖的流浪儿；有的父亲在山西煤矿遇难，母亲受不了生活的重压跑了，一直被叔叔婶婶虐待；有的父母在交通事故中双双离开人世。

    他们的心灵有太深的创伤，那些痛，是语言无法表达也无法轻易抚平的。

    “一切生活中解释不了的东西音乐都能解释。”著名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研究室主任柴亮相信，音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能给他们带来自信、带来光明。他和好朋友郭勇一年前成立了慈善组织“音乐之帆”，希望通过免费的音乐训练，帮助穷苦孩子远离命运伤害所带来的孤独、自卑。9月12日，他们带来了6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音乐人做孩子们的老师，并将39把簇新的小提琴送给安琪儿培训学校，确保12岁以下的孩子都能有机会学琴练琴。

    用音乐来抚平命运带来的伤痛

    委内瑞拉经验：苦孩子也能成为音乐家

    前门23号，那是北京鼎鼎大名的富人俱乐部。

    2009年2月23日，柴亮和郭勇在那儿的法餐厅2楼摆了一场“鸿门宴”。

    50多位应邀前来的好友几乎都是海归，其中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王次癤先生、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郭珊女士。“我想弄个穷孩子乐团，帮个忙吧。”柴亮不仅在各种国际小提琴大赛中频频获得大奖，而且在朋友圈中也是出了名的仗义人，50多位朋友当即都把钱包打开了，直接往外拽支票和人民币。

    柴亮又说，大家看着办，捐琴也行。几位乐器商人很痛快地答应了。还有几位朋友说，我家孩子有乐器，搁着也是搁着，当时有人立即打车回家取了乐器来捐。“为了搞艺术教育，城市家庭不遗余力，每个年龄阶段一把琴，连两岁孩子的小提琴都有。他们淘汰下来的理应送给穷孩子。”柴亮说。从沈阳音乐学院到中央音乐学院再到美国的朱丽亚音乐学院，他受到了最顶级的音乐教育，所以，他也想让这些弱势儿童享受良好的音乐熏陶。

    柴亮的创意来源于一场疯狂的音乐会。

    2009年1月，在国家大剧院，来自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激情四射，带动得所有听众几乎要把大剧院的房顶掀了。

    而这支国际一流乐团的每一个演奏家都有一个令人绝望的童年。“委内瑞拉是多么贫穷的地方，而那里的穷人该有多穷！”退休教育部长阿布莱乌先生在30年前集中了4岁~6岁的孤儿、小流浪汉、小流氓，组织了一个11人的乐团，每天带着孩子们在自己家的车库里练琴。后来少年乐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一个国家项目得到扶持。10多年的努力下来，这些当年的江湖小混混成长为音乐家、社会名流。

    柴亮被深深震撼，继而灵光闪现：

    “音乐是平等的超越世俗的，我要带着中国的穷孩子在音乐上、在旋律上和家境富裕的同龄人相遇和交锋!”

    柴亮和郭勇的音乐之帆迅速起航。当年的4月20日便从农民工子弟聚集的蒲公英学校挑出了50人进行培养。

    学校在北京的大兴区，柴亮一盘算，中央芭蕾舞团离着还近，就把团里的小提琴、大提琴首席都请来当老师。郭勇告诉记者，作为国际一流的小提琴家，柴亮的时间就是金钱，给人辅导一个学时价格不菲。有个香港人认定孩子有音乐天赋，只要柴亮在北京，每周都从香港飞过来，请他指点。

    经过一年的辛苦努力，“音乐之帆”已经从第一次“鸿门宴”式的杀熟，过渡到了系统化的管理和运行。

    安琪儿培训学校是柴亮从音乐之帆项目总监陈倩那里听到的。安琪儿原来的运转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美籍华人方博士从美国的募捐。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捐款打了对折。安琪儿的资金链几乎断掉。

    9月12日那天，和柴亮一起赶到安琪儿培训学校的，还有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副会长鲁天龙。他宣布，今年从这里毕业的5个少年全部被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录取。职校的校长和书记免除了这5个孩子的学费、住宿费、服装费、军训费，并且建立制度，以后每年都免费接收从安琪儿毕业的学生。

    中国人应该如何做慈善

    人的灵魂会被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洗干净

    鲁天龙也是从陈倩那听到安琪儿财务危机消息的，他当时感慨：“中国的慈善不能都让外国人做，这些孩子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其实中国的捐助行动不少，慈善事业很大，很多人都参与其中。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捐赠统计，开学后的一周（9月4日~10日）全国共接收社会捐赠3.23亿元，教育捐赠占到当周总量的60.4%。

    但一位青年问题专家曾经对记者说的经历让人难忘：他多次参加慰问留守儿童的活动，发现孩子们东西拿了就拿了，表情木然，眼神里带着仇恨，“他们对慈善活动很不领情。”

    柴亮认为中国不缺温暖，只是缺一点方法和技巧。对于这些特殊的孩子，你给他面包给他钱，只能显得你高他一等，很有可能会换来拒绝。如果你真的想做慈善，就不要再蜻蜓点水地让人觉得你在作秀了。

    柴亮和他的团队没有选择把慈善定位为自己拉琴挣钱，然后扔进捐款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亚太地区交响乐团联盟主席郭珊女士认为，对这些穷苦孩子，钱很重要，但更可贵的是时间。像柴亮、陈倩这样肯花时间“用音乐帮助弱势孩子，和他们做朋友，缓解他们的伤痛，为他们的人生点亮一盏灯”的人还是太少了。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持续的关心和指点。”歌唱家王辰也是被陈倩发动来的。王辰是陈倩中央音乐学院同寝室的好友，大学毕业后，她去德国留学，2006年回到北京舞蹈学院做声乐老师。

    在工作单位，没有人知道王辰在默默地给农民工子弟和孤儿教声乐。“不要说，做就可以了。”王辰有一个10个月大还没断奶的女儿。孩子刚满月，她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给农民工子弟小学培训合唱队，每周两次。一次只有两小时，但要搭上她大半天的时间。路途太远了，要倒两次车两次地铁才能到。

    让王辰高兴的是，一个农民工子弟对王辰说，我爸爸觉得老师义务教我们太辛苦了，想下次咱们活动，送来两箱可乐。另一位女家长也找到她，说“如果演出需要，我能借来一辆小面包车”。“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仅给了这些孩子一技之长，而且在目前社会上有杂七杂八糟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能通过音乐训练，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白人与人之间善良的感情，也影响了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北京是个温暖的城市。”

    其实，无论王辰还是陈倩，过去教的学生都是万里挑一的艺术精英，课时费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她们面前，民工子弟们锤炼一年后的琴艺还是粗陋不堪的，但这些专业教师总用一种宽容和鼓励的眼神凝视这些小小提琴手小小合唱演员，总在不停地赞美。

    9月12日，李忱校长拉着孤儿们在烛光下，表演了一个感谢社会捐助的表演唱《找到梦的家》。唱到“一个小娃娃，不知爹和妈，没有家的人，一生流浪在天涯”时，很多女孩子哭了起来，6岁男孩宋文俊也泪光盈盈。张梅老师告诉记者，这已经好多了，他们排练的时候，孩子们都泣不成声唱不下去，想到自己的伤心事儿了。

    宋文俊还有个9岁的姐姐宋文娟，她捅捅记者的腰，说想两人拍张合影，“寄给山西村里的奶奶看！”李校长介绍，安琪儿接收的孩子都是有爷爷奶奶或叔伯在的，不符合进当地福利院的条件，但老人或亲戚确实又都丧失了教养的能力。李忱校长去年跟着民政局的同志去探访的时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姐弟俩生活的院子就是一个羊圈。李校长趟过了七八厘米厚的羊粪才进了窑洞。两个孩子坐在黑漆漆的炕上，说话几乎不太会组织语言。奶奶浑身浮肿，拉着李校长的手哭着说：“你帮帮孩子吧，如果我死了，这俩孩子可怎么办呀！”

    在多少家庭，孩子还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可他们已经有太多的阴影挥之不去了。

    他们经常会想到家想到自己的身世，莫名其妙忽然哭起来。所以这里的“孩子王”责任巨大。

    在安琪儿学校有7个家庭，每个家庭有8~12个孤儿。男孩家庭有个叔叔带着，女孩家庭的一家之主就是阿姨。这些叔叔阿姨真是又当爹又当妈。白天，孩子们像小燕子一样哗啦啦飞向周边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上课，叔叔阿姨帮他们打扫卫生整理宿舍；晚上和周末，叔叔阿姨还要辅导功课，监督练功，做思想工作。可以说是24小时全天候陪伴孩子。有一对夫妻，丈夫管六号家庭，妻子管四号家庭，忙起来两人都说不上话。

    但他们一个月每人只有1200元的收入。“他们最辛苦，才是最无私的人。”陈倩评价。

    “付出并不是一无所获，只要坚持，你的灵魂会一次次被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洗干净。做慈善，心情太舒畅了，因为你来，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没有索求的欲望。”王辰认为，教育不是作秀，是一个需要无止境把时间和精力投进去的过程。在“音乐之帆”，这些音乐人将自己的家人、亲戚全用上了，王辰连自己舞蹈学院的学生都发动过来，一起忙活。“我们不是大款，没法对这些困难的孩子一掷千金，但点点滴滴的给予，有时候对孩子的成长更重要。而且我的朋友亲人做了一些工作后都很兴奋，因为自己心灵中美好的部分被唤醒了，我真诚地感谢给我为孩子们奉献的机会。”

    苦孩子更容易在音乐上获得成功

    他们可以用音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平等地交流

    问柴亮为什么对这些孩子那么有激情和耐心。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两个字“动力”。

    他们过去教的孩子都是被家长逼着学的，遇到困难就有100个不愿意。但这些苦孩子不一样，学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手里的琴就是他们从泥坑里蹦出来的撑杆。他们练习、表演时候的劲头让老师都受感染。那眼神里是朝气、是感恩。

    穷孩子看到乐器“来电”的感觉，让音乐家非常痴迷。

    “音乐人要有激情，兴奋起来很重要。”郭珊女士的经验是，那些三四岁时父母就把三角钢琴摆在家里的孩子一般很难激起兴趣，再买小提琴、再学萨克斯，一圈下来，被折腾一溜儿够了，最终什么也不想学，“就像你天天给人做一大桌子油腻的菜，谁也激不起食欲”。

    做了妈妈以后，王辰更觉得，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来自清华附小、北大附小的就更优秀，“他们不过提前接触了些知识和技能”。她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给重点小学的孩子教合唱，每次都求着人来，要提前一天打电话确认“明天一定来吧”。可学生常常会找妈妈带着外出之类的理由不来了，“他们拥有的太多，所以根本不在乎，跟老师距离感极强”。

    王辰训练的农民工子女合唱队多是一到三年级的小学生，孩子们也很好动。一次，上课了，合唱队员们唧唧喳喳闹个不停。王老师还没开口，忽然一个二年级的小姑娘噌地站起来，说：“别说话了！老师自己花了600多元给我们买夹子插乐谱，太没良心了。”教室里很快安静下来，大家练得非常卖力。有孩子过生日时，王辰哪怕送一根铅笔，这些孩子也会万分欣喜和感激，“他们对老师又尊敬又崇拜，还特别重感情。这样的孩子只要给他们适宜的条件，就一定能成功”。

    正是穷孩子那种对音乐、乐器的惊奇、崇拜的眼神时时感动着、吸引着这些艺术家。

    “音乐之帆”交响乐团一次去顺义的贵族学校做音乐交流。那里的学生都是父母用宝马奥迪送来的。老师说摆下乐谱吧。富孩子们动都不动，让柴亮骄傲的是，农民工的孩子马上认真地干了起来，整齐有序。

    “上台，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荣誉，在舞台上，他们得到了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没得到过的掌声，高兴得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柴亮说，这些孩子练琴的时候非常专注，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平等地用音乐交流了。

    那天，孩子们去厕所半天不出来，老师以为出事儿了，跑去看，原来都在洗手。这些随着父母来京的孩子从来没用热水洗过手，都凑在水池子边享受这种感觉。柴亮也是一位父亲，每次触碰到他们的小手都一阵心酸：这些农民工子弟只有十一二岁，可他们手上的皮肤已经像“粗糙的席子”了。

    陈倩发现，孩子们练琴的动力不仅是手中昂贵的乐器，甚至是那身演出服。在蒲公英学校，民工子弟们看到漂亮的衣服眼睛亮亮的，其实这些衣服是她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80元一套淘来的。没进乐队的孩子们站在旁边瞪大了眼睛，满眼是羡慕，特别着急总要求挤进乐队来。

    每年的艺考，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门前都停满了豪车。因此，舆论多称，现在艺术都成了有权有钱人的专利，穷人已经很难走进艺术学府了。但从小就立志成为小提琴家的陈倩却发誓，要在眼前这些穷孩子中培养出几个真正的音乐家！

    陈倩听安琪儿学校的李忱校长说，成本最低的艺术训练是跳舞，这里的孩子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练功，在小小的培训房里劈叉、下腰，谁也不落后。陈倩萌发了在孤儿中建立交响乐队的灵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是黑龙江省小提琴冠军的她解释，从自己成长的过程来看，要在小提琴领域有所建树需要吃大苦。很多同伴都因为无法坚持而难成大器。但孤儿培训学校的作息制度非常适合练习乐器。“每天练习3小时，坚持五六年他们一定能成才，一些有天分的还可以成为艺术家。这儿的孩子没啥牵挂诱惑也少，孤儿院是个练乐器得天独厚的宝地。”

    他们的天赋需要政府有体系地发现培养

    请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来辅导最普通的“白丁”

    在“音乐之帆”将交响乐带入之前，李校长就安排了课程要求每个孩子都必须跳舞，“有的人也许没有天赋，但跳舞对他们压抑的痛苦是一种医治”。

    张亚玲今年16岁了，是领舞、台柱子。她上场，真是艳光四射。那分自信、洒脱，让人根本看不出她是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受过重创的孩子。

    11岁来安琪儿后，每年放假她都要回家，因为奶奶会在村口一直等着她。去年回家，村口空空荡荡，才知道奶奶没能等到她，提前两天刚走。亚玲不吃不喝，跪了两天。回来后，她练功更狠了，全学校就数她练功最拼命，经常要求吃小灶。

    所以无论是柔韧性还是节奏感，亚玲都那么出色。《天路》中的藏族妹子、《中国功夫》里的女侠客，她能文能武。谁来了都喜欢她。但是，很多舞蹈老师看着她都轻轻地摇头，本来是多好的苗子，可时间不等人，她搞专业舞蹈已经太晚了。

    尽管如此，李校长不死心，有客人来学校就让她出来跳舞，总希望有人能把她推荐到舞蹈团体，“要能圆了她当舞蹈演员的梦就好了”。她不停地反思，是不是我们过去太低调了？应该和艺术团体联合，这些孩子应该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特长啊。

    李校长记得，在参加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一次慈善活动时，基金会的秦国英秘书长曾说，在美国90%的人都参与慈善活动，而在中国却只有5%的人做慈善。

    只要献出一点爱，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她在台上为你跳舞歌唱拉琴，那什么感觉？但如果没有好心人，她就是在你跟前端着个盆要饭要钱的乞儿。”柴亮说。

    “但这还不够。”鲁天龙副会长说，“不管是农民工子弟也好，孤儿也好，他们中有天赋的人很多，需要政府有体系地发现培养，我们应该想办法给他们更多的成才机会。”

    郭珊理事长两年前在国内接待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创始人阿布莱乌先生。现在委内瑞拉已经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几万儿童引入了这个系统计划。他们的口号是，街头被歧视的人要变成受人尊重的人。

    阿布莱乌先生用了他所有的资源，将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发展成这些无家可归孩子的启蒙老师。在郭珊女士看来，委内瑞拉的经验，就是用世界最好的音乐教师来辅导这些最普通的“白丁”。“中国很多家长认为音乐的入门教育可以用普通的老师，其实恰恰相反，启蒙老师最重要。”郭理事长认为，音乐之帆项目就是在走阿布莱乌先生的第一步，用典雅稳重悠扬的古典音乐熏陶这些受伤的孩子，然后通过他们辐射到更大的范围，渐渐让整个社会的心能静下来。音乐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这些孤儿一旦摸到琴，有了这个机会，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同时，音乐可以调动人内心最柔软的东西，孩子们的演奏，一定能唤醒更多人的慈善意识，“毕竟，好人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