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管风暴立起睢宁规矩

    3月16日，睢宁县评选对运用网络媒体反映事项回复及时、态度诚恳、办理认真、效果明显、网民满意的最佳单位。王庆摄

    编者按

    3年前，江苏省睢宁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满情绪此起彼伏。县委、县政府机关经常被上访群众围堵，有时一堵就是十几个小时。社会不稳导致经济发展难上加难，在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睢宁县均居全省末位。

    也是在3年前，睢宁县委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改之路。3年来，他们推出了100多项制度改革，使睢宁县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地震”：严管干部，严管民风，县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支持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和权力进行监督，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进行社会组织和动员，大力推进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下猛药治疗“官场病”……

    3年来，集成化的制度、系统化的改革，使睢宁县初显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两年来，睢宁县没有发生一起围堵政府机关事件及其他恶性群体性事件，因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的越级上访十分罕见。“在睢宁，有公道”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睢宁县由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变成信访工作先进县。

    社会和谐了，经济发展也上去了。经过两年努力，睢宁县5个百亿产业的雏形已经形成。2009年，睢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1.15亿元，在全省县级排名中进了3个位次；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66.9%，增幅全省第一；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7.5%，增幅居全省第二。经济指标综合排名由徐州7县区末位跃至第四位。今年上半年，在徐州市统计局公布的18项经济指标中，睢宁有11项指标增幅居全市第一。

    睢宁地处江苏北部，历史上经济落后，名不见经传。经过改革，今天的睢宁，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吸引着许多关注中国基层政权改革者的目光。

    为了探寻睢宁县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经验，本报记者专程赴睢宁进行了调查。从今天起，推出“睢宁政改纪事”系列报道，力求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这场改革的前因后果和亲历者的心路历程，以飨读者。

    睢宁地处江苏徐州市东南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尚武，既出现过“土匪群体层出不穷”的年代，也是有名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老区。

    2006年，王天琦到睢宁任代县长。当时，睢宁的状况是人口全省第三，全县132万人，多项综合经济指标全省老末，人民来信来访量高居不下，是“省信访重点管理县”。人口大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睢宁的标签。

    近30年来，睢宁县长接任书记的仅有两人。当地信奉一个“潜规则”：想害谁，就放出风来，说他要提拔了，告状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潜规则”没有降服王天琦，他成了第三个接任书记的县长，并推行了一整套改革措施。

    突破社会治理僵局，从转变“两风”入手

    “我曾经历过炼狱般的一周，矛盾复杂到了极点，困难重重到了极致，一位省领导曾说‘睢宁是全省唯一达小康困难县’。”王天琦说，“睢宁必须改变，否则没有出路。”

    “炼狱一周”指的是2007年8月的一周。周一，上千名群众上访，围堵了县政府，王天琦被指着鼻子骂：“今天不处理问题，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上访群众反映的是水库移民款的问题，移民村和接受移民的村对上级制定的有关政策均不满意，认为移民款补助不合理，分配不公。

    连续做了13个小时的工作，苦口婆心地解释政策，终于把群众劝走，身强体壮的王天琦累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事情并没有结束。周三，上访群众扣押了某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派出所所长等5名干部，扬言“不解决问题不放人”。

    谈了大半天，没结果。王天琦决定强行救人。凌晨3时，等大部分群众都困了，民警才冲进去把5名干部救出来。

    被营救出来的镇党委副书记向王天琦哭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还在农村，我们到底怎么了？”

    周日，王天琦在徐州接到电话，水库溃坝，县城有可能不保，请尽快到现场。

    抢险一宿，下木排、下铁栅栏、下槽钢，水库大坝保住了，王天琦掉进了泥潭，差点儿被埋。

    两起群访事件虽然平息了，但水利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

    干群矛盾突出、社会管理混乱、官员腐败、行政权力不透明，一周之内经历的事，“浓缩了当今社会的矛盾”。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长期以来干部作风漂浮、不团结、好内讧，这就是本，所以才矛盾多，老百姓不满意多，上访多。

    王天琦说，一周的经历让他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他认为，突破社会管理僵局，推行改革，必须立起规矩，改革应先从改变官风、民风抓起。只管民，可能是一种暴政，只管官，可能是一种媚俗，只会让社会陷入冲撞和无序。两者都管，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最终实现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和谐。

    以“一年翻身，三年争先，四年消除绝对贫困”为总目标，以大力推进干部转变作风、群众转变观念为突破口，在王天琦的带领下，睢宁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严管干部，没有效果就有后果

    刚主持县委工作，县委书记的乌纱帽还没戴上，王天琦就和县委、县政府放了改革的第一把火——严管干部。没有效果就有后果，这是县委严管干部的口头禅。

    2008年1月21日，睢宁县发生一起惨烈的车祸，国土局职工赵威酒后驾车，撞倒了5名学生，造成两死三伤。事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网民强烈谴责，赵威被检察机关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起诉。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睢宁县就颁布了禁酒令，严禁干部在工作日午间饮酒，由此拉开了严管干部的序幕。

    禁酒令显然让干部们有点儿不适应，有应酬怎么办？来了上级领导喝不喝？

    但禁酒令令行禁止，无一例外。一名镇长到邻县招商，中午喝啤酒被人举报，被免职。

    “禁酒令”实行两年来，有18名干部被免职，包括一名镇长、一名局长和两名副局长，有11名村干部被处理。

    严管干部，睢宁县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行勤政问责、民意问责、廉政问责。

    “要避免少数人战斗，动员全社会参与，让沉默的大多数人说话。”王天琦提出了一个理念，政治学中，有一个现象叫“沉默的大多数”，赞同的大多数都在沉默，而少数派的反对声音却被放大成了民意。

    王天琦认为，改革要靠人民群众来推动，要把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参与监督，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让民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的强大动力，让干部在民意的鞭策下敬畏权力，让群众在民意的自我约束中不断前行。

    王天琦开始积极探索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监督新模式。

    2008年初，睢宁县公开了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重点科股室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和职责分工，在网站建立“一把手信息港”，并附有照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求责任部门3天内办结。

    对事关全县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规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情况等，面向全社会公开。出台《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意见》，公开行政审批和收费标准，公开自由裁量权。

    出台《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规定》、《关于办理媒体反映事项问责办法》等文件，要求及时答复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并将诉求在报纸、网络上公布，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时限，对没有回复和敷衍塞责的，公开实施问责。

    出台《“一述双评三监督”制度》，“一述”是指领导干部公开述职；“双评”包括党内评议和党外评议；“三监督”包括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从全县选出3000多名评议员，以“每月一测评、每季一巡评、半年一直评、年终一总评”的形式开展，通过述评引入民意，让民意决定干部去留。

    2008年10月，在“软环境硬治理”专题常委扩大会上，因被群众评为“最不满意单位”，交通局党委书记（交通局长当时已被双规）、收费站站长、派出所所长被当场免职。电视台、网络等媒体进行了全程直播，让许多干部如坐针毡。

    群众监督延伸到8小时之外，干部不敢随便进出娱乐场所，不敢公车私用。

    因为两个投诉没处理好，规划局局长李林被免职。2009年11月，县委书记王天琦、县长王军都接到群众短信投诉，称有两处违章建筑没人管。县委、县政府多次督办，规划局、国土局工作人员来回调查好几次，两家小楼却顺利完工，规划局长李林回复督查室说“举报不实”、“当事人不愿拆除”。最终两栋小楼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拆除，包括李林在内的13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处理。

    王天琦说，社会学有个“破窗”理论，一个窗户玻璃被打碎没有及时修复，就会有更多的窗户玻璃被打碎，不拆除这两栋楼，就会有更多的人违章搭建。

    2008年以来，睢宁共问责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443件，党纪、政纪处分394人，其中科级干部33人，免职、诫勉谈话49人；因贪污、贿赂被查处62人，其中科级干部10人；因失职渎职被查处101人，其中科级干部12人，移交司法机关23人。

    2009年，严管干部延伸到了村干部身上，睢宁县相继出台了《勤绩考核办法》、《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办法》、《村干部问责办法》、《村级党务、村务公开办法》。

    村干部是农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政府在实际管理中有着诸多不便，不能直接任免。而各地农民上访反映最多的恰恰是村干部的问题。

    在严管风暴中，一批违法乱纪的村干部被问责处理。姚集镇120名村干部被罢免、劝退，22名村干部被问责，有4个村“两委”班子被连窝端掉。涉嫌寻衅滋事、职务侵占、贪污等多项罪名的村干部“房家五虎”被起诉，“五毒书记”沙云被查办。

    群众气顺了，敢说话了，一批有文化、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被选成了村干部。

    创新社会管理，扯起民风建设大旗

    在严管干部大有成效后，睢宁县开始严管民风。

    以“让好人好事有市场，让坏人坏事无空间”为宣传口号，2009年5月，睢宁出台了《关于对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点亮心中的灯——惩恶扬善”民风建设集中行动的意见》，以“不闯红灯”拉开了社会管理的序幕。

    三个社会管理标志性文件相继出台：《关于开展“五评选”活动的意见》、《关于开展民风建设“五项整治”的意见》、《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这三项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规范个人行为，对道德管不了、法律管不住的行为，通过建立社会诚信评价体系，对个人信用作出评判，树立起“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社会风尚。

    王天琦认为，先严管干部，再严管民风，官民形成良性互动，互相制约，用大众信息公开和大众信用评级来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他认为，失信成本太低，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使社会价值观的底线濒临失守。只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清除盲区，堵塞漏洞。

    但他没想到，严管干部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称赞，而严管民风却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招致了一些媒体的严厉批评，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议。但睢宁的许多群众和网友纷纷发短信、发网帖力挺王天琦和睢宁。

    事后，王天琦告诉记者，他在睢宁工作曾两次落泪，一次是残疾人钱玲大姐住进暖心房给他讲了一番动情的话语后，另一次就是在“信用风波”中，当他备感委屈和孤独时，群众给他的鼓励和支持。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大众信用管理在睢宁仍然有序推进。

    “五评选”是开展评选“服务大局人民功臣”、“高效农业致富能手”、“敬老爱亲道德模范”、“热心公益群众模范”、“睢宁人民好榜样”活动。获得称号的人除了有物质奖励外，在入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所在村组治安好的，同样给予物质奖励。如果这个村有了“睢宁人民好榜样”，且村风良好，由县财政负责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收养了18名孤儿，村民刘保宏被评为“睢宁人民好榜样”，获得20万元奖励。

    “五项整治”是开展整治诬告陷害、交通违章、恶霸泼皮、欺诈无信、损毁公物行为，运用公开曝光、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手段，严肃查处典型案件。

    《睢宁县大众信息公开暂行办法》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按照信用评级标准，把个人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并按照“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原则对评估结果进行使用。

    在民风建设中，惩恶是手段，扬善是目的。睢宁以查办涉及民风案件为重点和突破口，以各项活动为载体，使惩恶扬善贯穿建设全过程，通过惩恶促进扬善，用扬善引导建设，标本兼治，强力推进民风建设的深入开展。

    在惩恶扬善双向民风建设推进过程中，睢宁社会风气得到较好的净化，坏人坏事明显少了，好人好事越来越多，向县领导反映问题属虚假短信的比例下降了23.5%，城区恶性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在沙集镇大顾村孙庄组，77岁的孙大爷以前不孝的大儿子现在给他送来了生活费，孙大爷对民风建设直叫好。

    村民纷纷向记者表示，一些人不能随便耍无赖了，赌钱、不养老人的少了。

    王天琦说：“社会信用管理是在培养公民意识，是要建立所有社会人的行为规范，让官和民一起按规矩办事，让公众逐步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呈现共同治理的新趋势。”

    本报徐州10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