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愿意无缘无故地群租
群租房“打”而不死，仍旧以超乎想象的顽强生命力屹立城市之中，足以表明，无论是替群租者安全着想的那番好意劝解，还是借助各个部门统一出动的“铁腕”式清理，均不可能令这种群体式“蜗居”，瞬时消失。按照近年来媒体的调查描述，与其指责群租房东太过奸诈，倒不如静心审视租房群体那饱蘸的辛酸。试想，如果条件够好，谁愿意挤在那逼仄的空间？
就现阶段而言，群租房对象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同那些可以通过“比爹”途径，优中选优就业的“官二代”、“富二代”相比，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无社会资源可用，也无可观的家庭积累可供“试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站住脚根，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另一种则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广大进城的农民工。农民工是城市低薪岗位的“顶梁柱”，这决定他们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收入里量入为出，甚至“斤斤计较”，才有可能不致一年到头竹篮打水一场空。
相较于群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那密密麻麻的城中村，曾是群租者的“伊甸园”。然而，随着各地借助房市调控政策之机，为稳定房价，通过“挖潜”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城市在变得光鲜的同时，弱势群体传统的廉价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遭到大幅挤压，生存成本又怎能不随之大涨？考虑到住房的高“空置率”，租房难不太可能是资源匮乏，而在于价格高昂。
今年6月份，住建部等七部门下文规定，外来务工者可住公租房，这似乎给弱势群体带来福音。不过，考虑到保障房建设的步履蹒跚，先期覆盖范畴的局限性，尤其是大量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紧迫性，在城乡“二元”户籍的传统思维下，非当地居民的弱势群体，根本就不可能捷足先登。即便现实中确有城市给外来务工者以公租房，但数量极为有限，形式也远大于实质。
实际上，公租房还面临着申请条件苛刻，租金价格过高等现实问题急待破解。如广州公租房“最低也要市场租金的40%%，不少有资格申请的家庭都喊贵”（《广州日报》10月19日）。如果现实门槛远高于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他们所能做的，便只能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努力搜寻那一席仅仅能够躺卧的群租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