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容不得“非常××”泛滥
“情况通报”的最大看点或许不是“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而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的限定语。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这种做法不正常，因为这不过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做法；二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是要达到非常目的，即“震慑犯罪、教育群众、消除影响、普法宣传”。可当几个排比的“非常”联系在一起，一点都看不出“明显的社会效果”，只是看到“非常违法”的隐忧。
首先，“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本身就违法之嫌。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即在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当事人犯罪之前，当事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无罪的当事人显然不应受到“示众”的人格侮辱。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公安部就单独或联合多部门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即便在查处违法犯罪活动时，也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人格尊严的做法，甚至特意要求对于死刑犯也应如此。举重以明轻，既然死刑犯的人格尊严都应受到充分尊重，还有什么样的“犯罪人员”的人格尊严不应受到充分尊重？
其次，违法行为能达到合法的普法宣传目的吗？手段已然违法，再打一个合法旗号，实在是掩人耳目，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领导，面对记者提出的“公开拘留的方式是否妥当、合法”的疑问时，均回避而不敢表态的原因。事实上，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就是想要让受众感到“非常震撼”甚至“非常恐惧”，通过恐怖性威胁来震慑公众，而不是进行普法宣传。
再者，恐怖性威慑能让公众心服口服并消除社会影响吗？安康市汉滨区所说的非常时期，就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施工受到了部分村民阻扰，为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必须“杀一儆百”，但村民缘何阻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难道只是无事生非、寻衅滋事？按照村民的说法，他们只是在补偿款非常不合理且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才无奈地占据道路，由此与名义上前来协调实则“抓人”的警方发生冲突。如此粗暴的态度和做法，再加上对村民的公开拘留，只会火上浇油，暂时的社会影响可能会在强力之下被消除，但事后必然反弹。
由此可见，非常时期、非常举措、非常效果等一系列“非常××”的背后，往往都隐含着这样或那样的“非常违法”以及利益的“非常不平衡”。其实，那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不也是在用“非常方式”来对抗“非常措施”吗？而正是在这种“非常××”的来来往往之中，权力一再被滥用，权利总是被侵犯，从而成为“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和谐”的致命诱因。在法治社会中，这样的“非常××”还是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