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预测已经变成现实
1998年，国际社会学会评选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时，正是《经济与社会》以无可辩驳的优势成为胜出者。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恐怕没有什么著作能够像《经济与社会》一样，赢得如此之多的推崇和认可。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社会科学知识基石之一，也是因为其中包括了若干持续吸引着社会科学关注的论题与主旨，以及业已构成了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本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属性。
《经济与社会》一书的重要地位，与罕有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专著的现状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一书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此书各个章节涉及韦伯的家族渊源、《经济与社会》一书的文本背景、具体内容、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当代学者对韦伯式分析所进行的批判性评价和经验性应用，并且跨越了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堪称在韦伯研究领域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集。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一书的中文版译者，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特点有三：
首先要看到的是，本书论述中的新意，在很多情况下是来自对韦伯生平的研究和回溯。因为《经济与社会》中的大多数部分都是韦伯在沉淀了多年生活体验和学术经历之后，又在其一波三折的1920年代断断续续写就的，注定会被打上那个时代、以及韦伯本人生活环境的烙印。因此要理解《经济与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就不能不在韦伯所处的家庭氛围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答案。比如书中作者之一的冈瑟·罗思，利用多年的档案文献研究，展示了韦伯的跨国资产阶级家族背景，以此为依据来检视韦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所采取的姿态。哈维·戈德曼看到韦伯是如何从世界大战和旧世界格局中得到启示，修正了原有的理解，进而在1918~1920年期间的作品中精炼、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直接促成了旧有的、新生的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结，也将一些“价值”选择的问题转化为社会学的概念。又如唐纳德·莱文分析的，韦伯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经历如何影响他所提出的行动类型的分类学和行动理性的观点，等等。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其所涉及学科领域的巨大跨度，这是与《经济与社会》一书的篇幅和眼界相一致的。《经济与社会》虽然谈不上一部统一的文本（是文章之间联系松散的合集，其中很多甚至都未能完成，并以残碎的形式出现），但它作为一本“巨”著，覆盖了从社会学的概念基础、经济关系与政治团体，到法律与宗教在世界历史中的推动作用等多项论题。有评论说，它在高度无组织、离散化的知识领域中提供了公认的整合点，也是一部很多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社会学者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启示与给养的著作。相应地，这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评介文集也可引起不同学科研究者、不同关注取向读者的兴趣。该书的作者们就好像在亲身诠释“盲人摸象”的成语：从完全不相同甚至不相关的角度，介绍、描绘、评论和批判“大象”的某一部分。其中除了探讨韦伯有关行动、宗教、政治统治及经济行动组织的思想实质和传统论题之外，也不乏学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如实用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出发，重新考虑《经济与社会》的概念体系，并以当代视角来评价书中的论断。
第三，说到当代视角，就不得不提该书中所做的讨论与当代经济社会新发展之间的契合性。正如英文版作者所说，“尽管写作年代已经颇为久远，但《经济与社会》仍然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和引用的、生动而鲜活的文本；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学术性讨论仍然是开放的、多元的，且有弹性的；任何试图对其盖棺定论的做法都显得为时过早”——通过本书的各个章节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有的作者认为，韦伯及其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着的庞大家族，就“生活在全球化经济在一战中被摧毁殆尽，而新的世界经济却在二战之后逐渐获得了重生”的时代，这与当前的经济有着很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对当代世界经济类型学进行分析的时候，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便有了用武之地。同时，韦伯所预测的“世界经济会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共同体”则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然，当代视角也并不意味着韦伯理论在当代的现实中完全适用。穆斯塔法·艾默贝耶就认为韦伯的理论最适用于韦伯本人所生活的年代，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还依然是正确的；然而现在，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不断涌现，旧理论已经明显不再胜任。类似的“适用性”问题，值得所有研究韦伯或者其他学者的人们，以及每一位《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的普通读者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