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拒绝小动作

    新任哈佛大学校长普西，如约在办公室里等着巴特·扬·博克（Bart Jan Bok）。但哈佛天文台的这位副台长，送来了一份别样的圣诞礼物。

    1955年圣诞前夕，49岁的博克进门之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校长：“自今天起的一年里，我将中止您的聘约。”

    校长追问天文学教授，是否已告知同事和院长。这位以研究银河系结构而闻名的教授，冷冷地回应道，“那是您的职责”。

    博克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前几天，他和妻子邀请老朋友斯特鲁维来家里叙旧时，这个《天体物理学》杂志的前主编，紧张不安地给他带来了一个口信——“假如停止对哈洛·沙普利的支持，你在哈佛的日子将会非常舒服。”

    沙普利刚从哈佛天文台台长任上退休。几年前，他被麦卡锡主义分子指控为“危险的共产党人”，并遭到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当时，博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上司。

    不仅如此，他还牵头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哈佛的员工和学生支持沙普利。最终，在博克等人的呼吁下，包括时任哈佛校长科南特在内的8所大学校长，都在信上签字，指出“滥用权力是国会的耻辱”。

    于是，参议员麦卡锡在调查沙普利的同时，也查阅了博克当年登在《纽约时报》上呼吁将“科学”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以及他在国际联系上的经历。这些在参议员看来，都属于博克“有污点”的历史。

    博克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相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由知名科学家撰写的论文集《自由与文化》时，博克专门写了一篇“论自由与科学”演讲稿，呼吁反对对科学探索的任何威胁。他以苏联所有遗传学家都必须学习和赞同李森科的学说为例，声称“如果政府企图就科学思想的准许和禁止制定出条例，就会完全迷失方向”。在他看来，“实验结果才是学术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政治的概念应该毫无容身之地”。

    他一直与国际政治干扰科学作斗争。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不少美国人主张与智利断交，并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博克则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芝加哥会议上宣称，“在国家处于战争和政治紧张时期，天文学家应该继续保持与别国通信和交往这一传统习惯”。

    对自己的祖国，这个荷兰裔美国人指责起来，也不怎么留情面。

    他尤其憎恨军方资助科学的想法。1951年，博克试图为哈佛天文台争取一架大射电望远镜，有人提醒他可以找陆军通信部队支付这些经费。这遭到博克的拒绝，他称来自军方的经费为“血汗钱”。

    在他眼里，军方支持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都会隐藏科学研究结果，这违背科学的最大利益。而科学，应该为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作出巨大贡献。

    这个喜欢介入公众事务的人，在1954年遭到传讯，结果他轻松地便应付了40多分钟的审问。然后，他开始忧心忡忡。因为他担心整个社会正在鼓励培养狭隘的科学专家，这些人不愿意参加与他们工作的社会有关或者是涉及政治含意的公开讨论。

    博克始终支持沙普利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在他眼里，“沙普利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思考和有勇气的人，并认为天文学家在科学之外，必须为政治上的事情或世界和平做点什么”。

    所以，斯特鲁维带来的口信，让博克非常难受。

    “口信是从谁那里来的？”他追问。

    “从你同事那里，巴特。”客人回答道。

    接下来，主客双方陷入了一段长久的沉默中。这种沉默，让斯特鲁维有些惊恐，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主人则告诉他，“不，你没有，但我想该是我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了。”这个后来为反对占星术等伪科学而坚持不懈的斗士，决定不再置身这勾心斗角的办公室阴谋中。

    口气缓和下来的教授，也跟校长解释了自己要离开的原因：“既然我不再喜欢哈佛，又不想为它跳楼，那能做的只有辞职，离开这个鬼地方。”

    离开时，这个在哈佛生活和工作了26年的人，甚至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从那里传来的口信，让他觉得很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