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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一下带来了两份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案。对于长期关注这个群体的他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全社会的人都来关注。
“实现农民工同工同酬，尽力实现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这对于他们融入城市是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郗杰英说，这也是他今年两会提案的主要内容。
户籍制度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
河南周口市青年黄国顺虽然已经来北京几年了，但当妻子生产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了回家。“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医保，回家生孩子便宜。以后孩子上学估计也要留在老家了。”对于这个问题，黄国顺很头疼。虽然觉得在很多方面自己已经是“北京人”了，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看来，户籍制度恐怕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障碍。
“因为户籍制度涉及保障性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问题，这是一道门槛。”倪邦文说。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她的企业里，她经常会看到有的服务员因为孩子在城市上不了公办幼儿园而回到老家。
“他们在城市生存过程中享受到的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与城镇居民不平等，使其并没有将身心真正融入这个城市。他们的生存心态还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不稳定，在工作单位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没有归属感。”严琦说，她认为应该尽快取消这种户籍制度，“重庆就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在大城市不能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但至少要给这些农民工一个希望，让他们觉得我在城市工作多长时间就可以变成市民”。
在很多农民工看来，住房问题是他们最为头疼的大问题。在现有的户籍政策中，保障性住房的受益人群并没有将农民工纳入进来。而面对价格高昂的商品房，他们又都无力承担，这让他们难以在城市扎根。
在2011年湖南省“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上，与会的十几位新生代农民工几乎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
在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梧州市委副书记全桂寿看来，让农民工全面享受市民待遇的路恐怕还要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在城市里，贫困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要融入城市，先要提高他们自身素质
在黄国顺来北京的这几年里，他一直没有放松学习。青年夜校、创业培训等一系列由共青团组织的活动让他总是有机会来提高自己。现在的他，坐在办公室里，一举手一投足，根本看不出来有农民工的印记。
在倪邦文看来，以前农民工完全融入不了城市，和文化观念有关系。“因为有些城市人会有些偏见，觉得农民工怎样怎样。这样就要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来扭转这个观念。”
河南省驻京团工委书记张留根认为，大多数农民工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社会上也有相关培训，但是这些需要钱也需要时间的培训课程，让这些农民工望而却步。
“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包括青年夜校、技能培训，包括社会融入培训，都是在农民工兄弟的业余时间进行，免费的。” 河南省驻京团工委还编印了城市融入培训手册，手册详细介绍了在城市打工应该具备的生活常识，比如如何说好普通话、如何找到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如何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如何防止在应聘过程中被骗、在碰到劳动纠纷时如何维权、创业时该如何选择创业项目等。为了能够帮助农民工真正地融入城市，手册中还介绍了如何了解城市的公共资源、历史文化等。“通过学习这些，至少能保证他们在城市立足。”
在2010年的工作日程中，张留根也把农民工的融入问题放在了首位。通过带领农民工子女走进清华、走进国家大剧院等活动，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从文化上感知北京，融入北京。尽管做了诸多努力，但在张留根看来，团工委能够做的还是有限。
在倪邦文看来，政府也应该重视对农民工素质的培训。“要做一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本素质的培训，包括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全面融入的路还很漫长
今年的两会上，严琦也带来了两份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案：《关于尽快取消新生代农民工户籍限制的建议》和《关于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的建议》。
尽管严琦知道，自己这两份提案涉及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和社会很难解决的，但是她仍然希望自己能为那些新生代农民工和在自己企业打工的青年人说几句话。
“最基本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感到受歧视。”严琦说，之所以提这两份提案，是因为她在两会之前在餐饮企业进行了一个简单问卷调查，选择了100家餐饮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内容是：“你是否愿意听到别人称呼你农民工？”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近1000名80后、90后进城务工人员中， 80%明确表示不愿意听到“农民工”这个词语。在问及原因时，他们认为“农民工”是一个明显的贬义词，是对他们的歧视，同时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反感情绪，也让他们与这个城市产生隔离。
“我知道，我们无法一下子就取消这个称呼，因为要有这个称谓界定这个群体，给他们关注。但我希望在社会上能够逐渐淡化这个概念。”
而在郗杰英看来，对于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是让他们觉得受歧视的一个因素。
“同工同酬是劳动者的宪法权利，但是我国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是影响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实现农民工的同工同酬既体现了社会公正，又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郗杰英说。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据深圳市总工会调查，2010年在深圳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61.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外来打工者与本地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
“这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不平等感，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仇视心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郗杰英建议，要规范用工制度，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工资构成、增长机制；保障和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健全劳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同工同酬原则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要制订农民工工资晋升制度，执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保证农民工在城市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劳动权益。
在全国政协委员、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凯看来，要让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们各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关注和解决，收入、教育、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每一个都是难题。”
本报记者 陈凤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