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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事业，从数量上规模上都不错，2010年，我们做了15次发射，20次上天，发发成功，但是我们的水平，我们的创新能力没有提高，我们没有做过别人没做过的事情，都是人家做过了，我们再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全国政协委员、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的话引发委员们热议。
相比中国产学研的链条结构，戚发轫更加欣赏美国的模式。“美国支持研究出成果，然后把成果无偿给企业，企业再给国家缴纳税收，这是一个循环，循环中的每一个单位和人都各得其所。”
“但是我们现在是无序的，如果国家有一个课题，学校、企业、科学院都去争，而且不是仅凭实力，还得看关系，”在他看来，这样的模式是畸形的，影响了产学研的结合，“因为各个单位都没有给自己定好位，学校是重在培养人，同时也出成果，科研机构就是搞研究的，企业出产品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田静表示赞同，但是对于现在科研机构的状态，他也觉得有些无奈。“以前科学院是全部国家拨款的，而现在是部分拨款，大部分是要靠科学院去竞争，如果竞争不来，你就很难生存。”在他看来这样的状态，科研机构有时候很难专心去做科研。
“是不是国家应该有个规划，哪些科研部门就该国家养起来做科研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戚发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现在不可能有哪个学校或科研机构会绝对的计划经济，不用去跟市场接触？也不会有绝对的市场经济，荒废了基础的科学研究。重要的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模式。”在李未看来，除了军队是国家能够完全养的，其他单位都要在市场中寻求自己生存的途径，高校和科学院也不例外。
如何能够将产学研很好地结合？国家测绘局原局长陈邦柱委员认为，“企业首先应该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要有研发中心，在进行科研项目的研究时，可依托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进行，结果就是企业拿到研究成果并且应用，而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则是实现产业化。”在他看来，这才是产学研的真正结合。
而全国政协委员、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卢锡城则认为，有些单位该国家养的就得养，像985学校或一些科研机构等，而有些单位则是必须进行市场竞争的。“这样学校或者科研机构才能全力进行科研。”
在戚发轫看来，这也是循环的一部分，“合理分工，才能有序结合。”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 陈凤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