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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像谜一样的数字，终于得以公开——去年，政协会议的花销为5900万元人民币。
几天前的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问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每年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答：花多少钱我还真没多少资料。不过，请容我会后一两天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不少人听了莞尔一笑，他们并没把发言人的回答当真，也知道“两会花多少钱”这种问题，本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提问，即便问了，也不会有结果。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能公开的“禁忌”。比如，重大项目、重要会议、重点工程的花销，公车的数量，“三公”（公车消费、公务接待、公费出国）耗费的钱帑数，官员的财产……几乎都是两会的老议题，多年的重复让人心生疲倦。
“禁忌”突然就被打破了，“老大难”问题随之有了解决之道。政协会议费用公布的同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亦在起草中。香港的媒体评价：两会“越来越透明”。
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政治越来越透明。
“禁忌”的破除，让人民更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也让权力的运作向规范、公开迈进了一步，回归民主政治的宪政本义。政府花钱要跟老百姓打声招呼，本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基本常识，可理念上的认知付之行动，时常步履维艰。
仅公车改革之窘境，就足以见证约束权力、回归常识之不易。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该数据遭遇“严重缩水”的质疑。超编配车的普遍，足以让合乎规章的“计划”内统计显得底气不足。各地车改中出现的利益赎买和中饱私囊，亦让民众对即便有成效的改革也心存怀疑和不满。
与那些严格控制预算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花钱太随意，致使行政支出居高不下。有报道说：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瞭望》新闻周刊1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年前曾做过估算：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新京报》2007年3月11日）。
“政府、公共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事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谈到地方政府的浪费现象时，大声疾呼。
不能不说，在政务公开上，官员是有私心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扩张和不受制约，暗箱操作是谋求利益的最简便方式。一旦权力受到监督，既得利益就会损失，对自身利益的捍卫，让所有规制权力的改革阻力重重。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证。这项民主政治的基本举措，屡屡被提及却又迟迟没有下文，恐怕就与担心多数官员反对密切相关。当制度的制定者们身陷利益的泥淖难以自拔，又如何能推动制度的形成？
好在，公开透明已是大势所趋。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说，今年将公开中央财政“三公”支出；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回应：官员财产公示可能从高危岗位入手。
民众有理由期待，公车数及“三公”消费的公开，能带动政务公开向前迈进，进而给纳税人一份政府开支的明细账；民众更期待，随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改革能向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