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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29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青年人文学者做学问咋就这么难

实习生 陈竹 本报记者 周凯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29日   03 版)

    “这是一次和以往不一样的资助,以前我每次去报销时都饱受煎熬,一张张发票进行审查,这次直接把钱打到我们的卡里,感觉生命有了尊严。”3月22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45岁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安介生说完这番话,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也引发了坐在会议室里的其他49位复旦大学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共鸣。

    这50位青年学者获得了“复旦大学人文基金青年学者科研激励计划”的资助,平均每人每年6万元。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介绍,复旦大学人文基金是由复旦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共同出资6000万元人民币(分5年,每年1200万元)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重点扶持人文学科发展,给人文学者特殊的资助,改善目前人文学科经费短缺、资助渠道狭窄的状况。其中,有1500万元是用来奖励杰出青年学者的。

    对于一名理工科学者来说,6万元并不算太多,人文学科则不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董少新将这笔钱称为“雪中送炭”。

    单本书超过1000元就不能报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对学校的财务报销制度颇有微词。他自诩为书斋中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买书、藏书,然而,学校对教师购书报销有诸多规定。如果单本价格超过500元,需要登记,送到图书馆编目后再取回来;单本若超过1000元,就不能用发票报销。

    而对于陈剑的研究领域来说,许多专业书籍都是善本、珍本影印本,动辄以千元、万元为单位,低于500元的很少。所以,每当买到新的材料,大家迫不及待要看时,却得先送去编目,“效率再高也会耽误看材料,我们搞文史哲的,把书视为生命,这样就是浪费生命。”

    发票报销制度让不少爱书如命的人文学者们“深恶痛绝”,“学校这次为我们着想,在基金下拨方面省却了报销等种种让人讨厌的做法,给我们相应比较灵活的支配使用权”。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副教授卢丽安觉得“特别贴心”。

    图书馆买本书可能要花上一年时间

    和很多同事一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巍也准备将这6万元主要花在购买图书上,但他也在反思自己回国后的购书习惯:“有的书看到后一冲动就买下来了,但一翻就发现,相当一部分书并没有太大价值,有些浪费。”

    张巍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国外著名大学都有一流的图书馆、有效的采购办法和流通机制,各种图书都能够事先在图书馆的架上看到,先翻一翻,就不会浪费经费再去买书了。

    然而,张巍发现,现在学校和系里的图书馆虽有专门拨款,但书籍仍非常欠缺,采购周期也颇为漫长,“从我对书产生兴趣,到能够拿到手里阅读为止,往往要经过一年之久,当初的热情已丧失殆尽。”

    张巍对图书馆的硬件也很不满,由于条件不够好,自己的学生都常说图书馆的环境不适合他们在那里苦读,他也很难鼓励学生整天待在图书馆里。

    在德国留过学,现在也负责一间小小资料室的外文学院副教授刘炜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德国上学时,去图书馆读书是一件会被幸福感淹没的事情,而现在的学校图书馆硬件、软件都非常欠缺。”

    “对于搞西学的人来说,这方面的需要比搞国学的更加突出,特别是西方图书都非常贵。”担任历史系图书馆咨询委员的张巍一直在呼吁关注图书馆建设,希望能在人文基金中拨出专款,为图书馆建设投入更多努力,“图书馆真的需要再好好改善一下,在各个方面朝国际一流图书馆的目标迈进。”

    高房价阻碍“青椒”学术之路

    “面对上海的高房价,对更年轻的、没有房子的青年人文学者来说,敢于待下来做人文学问是很艰难的事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认为,在上海,人文学科正面临着新的问题,人才发展面临挑战。“人文学科和别的学科不一样,学者的兴趣和事业高度一致,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生存环境却不允许你做;从而使很多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高房价而不得不放弃人文专业,转入其他二三线城市。”

    被复旦大学从北京大学“挖”过来的陈剑教授坦承自己当年的心理状态:“以为搞古文字是很有学术含量的东西,在中国做到最好,就是世界最好;二三十岁北大博士毕业留校时,却发现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只能是学校和你讲条件,你不能和学校讲条件,很快就感受到生活压力,感受不到学校的支持。”

    陈剑呼吁,政策应考虑向更为年轻的、真正的“青椒”(青年教师)倾斜,特别是本土、本校培养的人才,“要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觉得学校重视他们,而不是处于被忽略、自生自灭的状态。否则如果在学术上有成就,别的学校来挖他,他很快就走了,对学校没有任何感情。”

    大学要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对这些建言,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也透露,在此次基金的评选中,要求是50岁以下,但有好几个45岁以上的老师,如中文系的傅杰教授、古籍所的陈正宏教授,却“让位”给了青年教师。50人的遴选也有意向45岁以下的教师倾斜,得到基金援助的教师中,1970年后出生的占25个,其中最年轻的是1982年出生的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则透露,为了表示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复旦大学获得的“985”三期经费中,投入人文学科的比例将从“985”二期的6%提高到18%,总额度将是原来的6.5倍。低收入青年教师的岗位津贴也将大幅提高,“我们充分理解青年教师的生活负担,青年教师的收入提升幅度会超过平均增幅,并向低收入者倾斜,收入越低提高越多。”

    “这仍然不够,即使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青年教师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住房问题等还是在研究中。”杨玉良还透露,复旦大学将实现对院系的分类管理,根本改变教师的考核方式,把教师考核权利下放到院系,“如果让理科的人考核文科的人到底做得好不好,很多理科教师看不懂文科文章,以为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其实文科文章比一些所谓的SCI文章要难写得多。”

    杨玉良表示,大学现在对学生的培养,要着眼于与20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这就要求大学认真思考,自己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应有的人文情怀和气质。他认为,增加国际交流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交流是解决国家间认知障碍最有效的方法。

    杨玉良提出,应该让大学来承担向世界解读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在全球视野下建立一个宏大的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从而把中国人的观点、视角和建议告诉世界。这不是要输出思想和主义,但是要让外国人了解和理解我们,不让别人来误解中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而这批人应该是在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大学里产生的。”杨玉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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