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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29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独立书评

梁漱溟:从炸弹手枪到乡村建设

许章润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29日   10 版)

    梁漱溟不是书斋型的学究,亦非耽溺于玄理的空想家,一生孜孜致力的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一切心思围着它打转;交游政学两界,以“救国建国”。论学思,论行宜,梁先生均为特立独行者。这不,事过境迁,晚年叙往,老先生以“过来人”的亲历亲闻,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真切的历史。《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外研社、人民社今年推出的梁先生晚年口述,所予后辈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苍茫画卷。

    先说梁先生的学思。自青年以迄暮晚,梁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期,也从来不曾着意建构什么体系性理论。其着力最著的乡建理论和比较文化,均非“为赋新诗强说愁”。在他看来,纸面上染苍染黄易,行动中践履理想难。因而,其所著文,有感而发,并希望有所进益于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言以蔽之,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嘛!而且,一脉绵延,它至今尚未最终水落石出呢!自革命、君宪,到乡建、共和,而终归于宪政民主,梁先生的思绪随时代而流转,又独立于时代,时刻保持着对于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在开放性省思过程中,参与这个时代,并塑造着这个时代。因此,才会中年立志,弃教职,奔乡村,自眼前的乡村建设谋长远之中国建设。才会有中年自觉,奔走于国、共之间,却绝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也才有后来突然爆发的“廷争面折”,而展现出一代儒生之凛然节操。因此,梁先生慨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明为文化中国的始祖讨说法,实替当下众生要活法,昭示的还是缱绻于人生与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直道。

    据本书记载,梁先生自述,其教学力避只在讲堂上传授知识,“我做教师是要与青年为友,在人生的道路上与青年为友,就是相互帮助,走人生的道路”。后世之人,曾以“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为结,总述老人的师道,赞美其生命形态,可谓触摸到了老人家的心思。梁先生向访谈者坦言,他对于一位先辈名士的评价不高,盖因他不是一个“投身到社会里头去”,“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来尽心尽力的人”,至多是一介风月之中的旧式文人。相反,梁先生自述一家父子两代“都崇拜梁任公”,直认“救中国非梁启超不可”。惺惺相惜,盖因他们同受儒家传统熏染,早将“天下己任”化为灵魂。

    再说梁先生的交游。梁先生自述早年醉心革命,参加同盟会,“玩了炸弹和手枪的把戏”。稍后倾心君宪,复又坚认唯有议会民主才能救国。失望之余,经过将近十年的长期精神危机,“究元决疑”,暂安身心,由佛归儒,从此安身立命,“人生问题”遂有答案;35岁之后,学思渐熟,对于中国政治与宪政民主等一系列问题遂有定见,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而于“中国问题”找到途径。循此思旅,梁先生的交游横跨政学,贯通长幼,连接朝野,所谓夫子之“急急惶惶”,约摸如此吧。

    这里,有意思的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举,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反倒更见人情之常,而略窥时代烙于人性之迹,令人一唱三叹。比如,青年梁漱溟撰《究元决疑论》,一文既出,多方关注,梁任公居然携林宰平先生,以及长子思成等一行四人,屈驾梁宅,谈佛论理,一顷心愫。其实,梁先生的人生起步,概多得力于先辈的慧识。《究元决疑论》发表后,梁先生倚文自荐,往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慧眼识俊,当即邀聘25岁的梁漱溟任教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于是,才有了后来的7年北大教书生涯,亲历“五四”,并埋伏了与毛泽东超逾半个世纪的悲剧性交集。

    说起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交往,这部口述文献多有记载。如北大同事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的两位共产党创始者,均为不世出之人。可作为北大同事,却瑕誉互见,各逞其性。陈独秀一峰独秀,脾气大,爱骂人,“有时候也不太讲礼貌”,属于典型的血脉贲张、口无遮拦、天不怕地不怕的皖籍文士。梁先生回忆,教授会上,作为文科学长的他常常当面责骂理科学长、法科学长,虽说“大家都怕他”,结果是也都恨他吧。面对此等豪杰,连青年漱溟也“躲着他”。李大钊看似平和,实则激烈,平时恂恂蔼蔼,属于未爆发的火山,一旦时潮激荡,心潮翻滚,顿时滔滔。梁公描述,“实际上这个人很激烈。他有时候领导着学生到街上去游行,那你看他就不同了,他像疯狂一样,很厉害。”至于高岗,曾经的“东北王”,一度驻镇关外,手拥重兵,自发货币。新政权甫立旬月,梁公往访东北,当即预感,“我以为这个事情不太好办”,或者说,“公必有祸矣”,却也未料到,此君后来奉调入京,竟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次第,留下几许悬疑,复添多少喟叹,而为大变革时代之诡谲,再加一则人身证据罢了。

    总括来看,无论致思还是交游,梁漱溟先生均秉救世之心,守独立精神,持悲悯情怀。由此,他的哲学与人生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为我们演绎了一帧“最后的儒家”之绝世图景。本书既为梁先生晚年口述,则访者有心,幸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万事遂如面前。书后附赠的光盘,节选了当年访谈录音,后世之人由此得以亲炙逝者心声。读者会心,重重往事过心底,万千兴衰在目前,则逝水年华原来都是人迹。

    末了顺说一句,两份梁先生晚年口述,均为美国汉学家艾恺先生笔录,而国人未有如此用力者。虽号复兴儒学,却赖汉学家有心费力,才为我们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心迹,遂又令人再生一重感慨。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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