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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9日刊发的报道《青年人文学者做学问咋就这么难》提到繁琐的财务报销制度让高校青年教师饱受煎熬，引起了很多大学教师的共鸣。一些教师纷纷致电本报记者和编辑，表示大学里科研项目报销程序繁琐、行政化严重的问题，已经成为教学科研工作中难以绕过的“壁垒”。
上海一位32岁的大学教师还主动约见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一个科研项目结项的全过程。虽然他已经将这些程序视为平常，但对遇到的一些困难仍然表示“痛恨”和“无语”。跑行政部门不仅占用时间和精力，而且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通常态度不好，效率不高，导致过程拖沓，原本在一天之内能完成的程序要拖到好几天甚至一周。
以下是这名教师的自述。
历时三年，人生中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终于到了结项的时候。
要想结项，先得结清账。拿着最后一次的经费报销单来到财务处报销大厅，大门虚掩，外面已有不少人坐等了。推开门一看，里面几个老师聊天儿聊得正欢。
走到柜台前，没人理我。把装在信封里的一大堆发票、经费本、表格递过去，财务人员头也不抬：“我们还没上班。”
一看表，果然还不到下午1点30分，排号机也没开。罢了，先去图书馆借本书。
拿着书归来，正好1点40分。一进大厅，吓了一大跳，座位上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几个人站着。在排号机取了号，前面已经有一二十人了。如今，不排队办不成事啊。
等了半个多小时轮到我，财务人员一张张发票看过来，挑出不符合规范的，“这两张不是正规发票，这张抬头有问题，这张缺签名。”
原定给参与项目学生的劳务费用也被退了回来。原来，学校最近在抓教师用科研经费洗钱，为防止将科研经费以酬劳的形式先打入学生学号对应的银行卡里，再取出来自用，现在一律禁止入银行卡，只能打入学生饭卡里。
没办法，只好又回去搜刮学生的发票，以报销的形式分发酬劳。学生饭卡的最高额度是1000元，多出则会爆掉，这样还得分几次打入，学生也不高兴，有好几个快毕业了，那么多饭钱哪吃得完？
发票报销的规定则是餐饮类不能超过15%，其余必须是图书、办公用品和打车票。学生平时都舍不得打车，买得最多的还是书。自从做了这个项目，他们也都养成了攒发票的习惯。不仅如此，几个学生还都把每个项目成员的签名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免我们出国时诸多不便，让他们代签就好……
当然，社会缺乏诚信制度，教授洗钱也是确有其事，也不能怪学校加强管理。
发票终于搞定，再去财务处做项目的经费决算。之前看到通知说拿决算表去财务处盖章即可，就到常去的管理处询问。
“要盖财务处长章。”办公桌前的女老师看到我手里的表，还没等我开口就说。
“财务处长章怎么盖？”
“去院系科研秘书那里领盖章申请表，盖院系的章，再来财务处管理科盖章，再去换财务处处长章。”
如此纠结，只得又跑回系里行政办公室。科研秘书不在，原来去开会了，估计今天下午不会再回办公室，只能明天再去办。
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科研秘书。秘书找来找去，找不到官方的申请表模板了，于是重新设计打印了一份申请，盖好系里公章。
又进财务处。管理科的人一看申请，嘟囔了一句，“怎么不用我们的模板？现在的院系秘书真是……”
抱怨归抱怨，最后还是给盖上了，嘱咐我用这个章去走廊尽头的财务处长室换章。
处长室里面没处长，只有两个面色凝重的行政人员，把我的表收了，一句话没说，在经费表上盖上了处长章。
把盖有处长章的决算表拿回去，这次又加盖了一个财务处公章，财务处这一趟算是跑完了。下一步是到审计处做经费审计。
穿过阳光明媚的校园，来到学校另一端的审计处。经常搞不懂为什么各个行政部门，特别是经常做连锁业务的部门离得那么远？这应该也是大学特色之一。
推开门，审计处的工作人员看见我是来做结项审计，没抬头没说话，径直一指门口。
走到门口一看，贴了一张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经费审计流程。
粗粗看了下，流程同财务处基本如出一辙，先填好申请表，表上需要审计处处长章和审计处公章各一枚，同样也是拿院系章来换。
敢情公章都是用来换的，院系章换处长章，再换公章，跟世博会一样，用城市馆章换国家馆章。
这次学聪明了，回院系找科研秘书多打了几份表，分别盖上章，为换章备用。
结果拿好表回来，竟吃了闭门羹，审计处办公室的门锁上了。等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师开门，告诉我负责盖章的那位老师有事先走了，让我下午再来。
盖不到这个章，就换不到处长章。万一下午处长又有事先走怎么办？
没办法，又只能打道回府。卡着下午1点30分上班时间到审计处，换到两个章，圆满完成任务。
再拿出流程表来看，下一个任务是将财务处和审计处的表格拿去管理基金项目的科技处进行审核。
科技处又在另一栋小楼里，是申请各类基金和项目最经常打交道的部门。在楼道里偶遇系里另一位老师，是来做项目延期申请的，由于文章发表周期太长，成果出不来，只得向科技处打申请，再由科技处上报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他向我抱怨，其实文章是这个月新发的，网上能查到，杂志却还没到手，可截止日期逼近，不得不延期。
还好自己文章写得勤，运气也算好，有东西拿得出手。走到科技处，负责的老师又不在，向隔壁桌的老师打听，他皱着眉头将我的材料拿过去翻了翻，问我，“确定没问题了？”
我连忙答是，他从座位边抽过来一张纸，写上我的姓名情况等等，盖上章，嘱我去校长办公室。
定睛一看，这张纸原来还是个换章申请。
到了依然没有校长的校长办公室，一个依然面无表情的中年女老师将纸头端详来端详去，端详得我心里发毛，生怕又有哪里填错了盖错了。
还好没事，她把纸头插在一边的钢针上，钢针上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同样的申请。又拿起手边的章，郑重地在印泥上压了又压，对准我的结项表按了下去。
这一按，圆满了，说到底，前面那么多换来换去就是为了这个“xx大学”字样的鲜红的章，我重重地吐了口气。
走出行政楼大门，路旁的桃花已开始吐蕊，不知不觉春天已经到了。
回想当初申请时，绞尽脑汁地想一个吸引人的题目，把计划书写得有创新性、实用性、前瞻性，好像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就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每年一份进展报告，每年一份经费执行情况表，每年整理所有项目文章，每年都是厚厚一摞材料，拿着材料跑学校的各个衙门成为常态。随着世博会的结束，敲章、集章、换章并没有从此远离我的视线，“章”这个东西已经与我的科研、生活紧密相连，不时就需要拿出来演练一番；你怨，或者你怒，章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如今跑完这一趟，终于是大功告成，项目结了。比起三年前的兴奋，现在更多的是轻松。可是转念想想，接下来，该申请下一个项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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