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课改实验

    4月28日上午，一次教学公开课在安徽的江淮学校7年级1班举行，现场观摩的兄弟学校负责人以及市、区教研员给出了肯定的评价。课堂上主持的4个小老师和听课的同学，都是农民工子女。

    没有多少人知道，位于合肥市合作化路的琥珀中学西区里“藏”着另外一所学校——江淮学校。就连不少教育界人士来了之后都有些诧异，“没想到，你们在这里”。这是一所差点被忽略的学校。

    几个月前，来自江淮学校的三十几名教职工和9个年级、13个班的500多名学生才整体搬迁到这里。因为原先的校舍正在重建，他们不得不在此“借屋上课”。

    耐人寻味的是，同一个校园，容纳着两所学校的学生，难分彼此。不过家长到来的时候，依据他们的装束就能判断出孩子的归属；另外，有一点也很明确，中午留在学校的基本上都是江淮学校的学生。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正守在建筑工地上、菜场的摊子旁，孩子只能端着凉盒饭，在学校提供的微波炉里加热一下。

    如今，这些农民工子女相对集中的学校，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2010年合肥市出台政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享受和城区学生同等待遇。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共有3.5万名农民工子女就读，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共计115所。

    不过，与其他定点学校相比，江淮学校有所不同：九年一贯制，并且学生几乎都来自农民工家庭，远高于其他定点学校农民工子女的比例，重要的是，这样一所地处闹市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并非新建，有着相对复杂的历史背景。

    它的前身是一所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工厂办学校。

    它见证了企业“三线”时期的辉煌贡献与走向市场后的起起伏伏，自身也经历着从厂办到社会管理的艰难转变。

    由于投入不足，这所学校的硬件建设已经明显跟不上市属学校发展的步伐。脱离企业之后，这所籍籍无名的学校又深陷名校“包围”之中，招生压力不言而喻。

    “在校生基础普遍薄弱，有些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而家长根本无暇顾及。家长们大多文化程度低，甚至连字都不会写，对孩子期望值也不是太高。”据张和庆介绍，由于父母工作经常变动，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这对学习习惯的养成相当不利。

    这些因素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又加剧了生源数量、质量的下滑。无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困境与这所学校的发展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课改成为破解双重困境的唯一希望。

    “小老师”主持课堂，成为课改突破口

    经过精心的筹备，2008年秋，学校决定在初中各年级、各科范围内全面启动一场课改实验。

    在借鉴山东聊城杜郎口中学“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的基础上，江淮学校从自己的校情出发，制定出了适合自己的课改实施方案。

    今天看来，不到3年时间，课改给这所学校带来的最明显收获是，实现了从观摩别人到被别人观摩的转变。

    4月28日上午的这堂教学公开课内容是“分式及其基本性质”。20多名同学分成4个小组，围坐在一起。教室里除了讲台之外，空余的墙壁上也都挂满了黑板。

    此前一天，数学老师江卫三已经将一份预习提纲发到每个同学手里，当成作业布置下来。学生必须在家里完成预习，家长需要在上面签字。

    综观整节课的教学过程，围绕着预习提纲，先是学生当堂自学，随后在小组间展开讨论，4个小组长分别带着同学们，穿梭于教室之中，在不同的黑板上进行演算。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和提升”。

    据现场观察，江卫三老师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引导和点拨，课堂基本上由4个“小老师”主持，而同学们异常地活跃，齐声念着每一步的演算结果。

    “在课改中，我们的劣势反倒变成了优势。”张和庆说，由于生源少，每个班级只有二十几人，为小班教学提供了条件，“如果班级人数太多，孩子的注意力就难集中了”。

    “我们的孩子基础比较差，接受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入学时数学只考了10分。”在江卫三看来，课改后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让所有学生都融入课堂，防止差生掉队；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以及合作交流的精神。

    “不少农民工子女心理素质比较差，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强，在传统课堂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江卫三认为，让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提升对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现在30岁的江卫三已经成了区里优秀的数学教师，他的公开课颇受好评，很多业内专家认为，这个年轻人的水平并不比名校的资深老师逊色。

    “好生”帮扶“差生”，问题绝不带回家

    “孩子成绩不好，有些重点中学的家长比老师还要着急，可我们这里不一样。”让沈群老师感触比较深的是，有的家长为了生计实在抽不出时间，连家长会都缺席，更不要说平时与老师沟通了。

    “学习上的问题，必须在学校得到解决，不能带回家。”在沈群看来，不能太多地指望家长，他们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的学习，更没有条件给孩子上辅导班，而老师教学任务繁重，也不可能在课后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江淮学校把班级分若干小组，按成绩好、中、差层次搭配，互学互助，“就像拔出孙悟空的毫毛一样，复制出一批‘小老师’，带着学困生一起学，把一切零散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沈群形象地比喻。

    帮扶机制带来的变化，在徐徐（化名）的身上得到体现。徐徐的父母均在外地打零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学校附近的出租房里。老人没什么文化，只能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

    徐徐聪明活跃，就是上课坐不住，小学时从不写作业，成绩一塌糊涂。校园里曾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能让徐徐写作业，真是铁树开花。”

    上了初中之后，老师了解到其中情况，把他“分配”给了责任心、自律性强的女生李悦。不管是课间，还是上下学前，李悦挤出一切时间，手把手地进行辅导。徐徐作业不做完，她就不让他去玩，徐徐企图用上厕所的借口摆脱“纠缠”，她就一直守在门口。

    最终，徐徐败下阵来，开始尝试着做了作业。现在，最让老师和李悦骄傲的是，徐徐的学习习惯大为改变，他还成了班里的生物课代表。

    为了确保帮扶机制行之有效，学校还特意制定了“帮扶档案”。“今天教了几分钟，内容是什么？听懂了吗？”这些在档案中均有体现，此外，帮扶双方还要在上面签字，最终交给老师。为了鼓励“小老师”们，每半个月班级还会评选出“帮扶之星”，进行表彰。

    沈群认为，施行“小老师制”，既减轻了老师的负担，也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合作能力，对于培养“拔尖”学生，也是一种尝试。“从‘学会’到‘会学’再到‘会讲’，最后到‘讲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巩固提高的过程。”

    改革评价体系 ，落后生有了“出头之日”

    “农民工的孩子，普遍存在着自卑心理。”沈群发现，很多孩子从不提及父母的工作情况，中午吃饭时，甚至不愿让人看见饭盒里的内容。

    沈群感慨，这些孩子淳朴、健康、知足、自理能力强，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必须让自己变得自信起来，才能融入未来的生活。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江淮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学校实行随机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表扬和鼓励。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以小组为单位，对学生的集体表现进行评价。在一个小组里，每一个同学都是某一学科的课代表，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学科特长。

    “不能仅仅关注那些成绩好的同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据罗运航老师介绍，班级的墙上每周都会张贴出“明星排行榜”。

    评价方式的转变，让8年级的李诚（化名）这个曾经的落后生有了“出头之日”。

    当初有老师曾告诫罗运航，这个孩子不能要。不过，罗运航不信，哪有教不好的孩子？李诚的照片第一次上墙时，他的考试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五，此前，他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一。

    “只要他进步了，就应该受到表扬。”罗运航说，老师的职责就是鼓励，再鼓励。

    现在的李诚当上了班里的政治课代表，他的政治成绩成了全班第一。

    沈群表示，课改激发了大部分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的成绩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短期内要想达到重点中学学生的水平，显然不太现实。

    “孩子成绩名次的改变固然重要，心灵的变化更让老师欣慰。”沈群发现，学生去办公室越来越勤了，时不时地会向老师吐露一下心里的“秘密”。他们偶尔会把一支棒棒糖、一袋牛肉粒塞进老师的包里。倒完办公室的开水，他们会主动地把电水壶插上……

    最让她感动是，班上一个进步很大的同学在广播稿结尾写下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好学生，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