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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走上外交路，半个世纪甘与苦。回首往事感慨多，见证历史知是福。”吴建民用这几句顺口溜来概括自己的大半生。
作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第一批常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之一，吴建民亲历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在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吴建民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可谓新中国外交成长历程的见证人。在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吴建民曾荣获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大将军”勋章，成功地促成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故里，开辟了中法外交的“美好时代”。
近日，外交学院前任院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做客山东卫视《新杏坛》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录制的特别节目《外交见证中国》时，针对很多人对外交政策的一些误解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从昔日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当前的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一定要认清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能动不动就用武力说话，共赢才是21世纪世界外交的硬道理。
“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差不多62年，外交政策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段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求生存；第二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求发展。求生存和求发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外交的主导思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法语翻译的吴建民，讲到了尼克松访华、中印战争、中国“入世”、港澳回归等大事件背后的故事，用他半个世纪的外交经历来解读新中国外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961年1月，吴建民被从外交部借调到共青团中央，派往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4年，跟苏联人吵了4年，火药味儿很浓。“这也是当时外交上的反映。当时我们非常主张武装斗争，这个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思想。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接见外宾时讲话中提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低飞”等意蕴深远的措辞以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也清楚地记得1965年9月29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对于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严峻形势，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激动地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头发都等白了！
吴建民说，在求生存的时候要斗争，不斗争，共和国没办法存在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外交上的主导思想是“立异”。改革开放之后，外交的主导思想变成了“求同”，外交工作的主要内容也从斗争转为合作，“有没有斗争？有斗争。但是，邓小平给我们立了一条底线：斗而不破。斗争不是为了破裂，斗争不是为了打仗，斗争是为了合作更有序、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才能共赢。”吴建民举例说：“一国两制”受到全世界赞扬，就是考虑到香港、澳门，考虑到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等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外国在港澳的利益，在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实现了共赢。
“共赢”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历史并不长。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很高兴，会见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时说，这是一个共赢的协议。
“回顾一下中国外交，没有政策性的大调整不会带来外交大发展。”吴建民说，新中国建立初期，跟中国建交的只有十几个国家；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现在是172个，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跟中国建交了，“21世纪可能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外交部统计，1949年至1978年，我国累计出国的人加在一起为28万，平均每年出国不到1万人。而去年，我国走出国门的人就达到5500万，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则达6000多万。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规模前所未有。”
吴建民说，外交大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促使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这些搞外交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你出席一场活动，你朝那儿一站，有没有人来理你，请你吃饭，把你的座位排到什么地方，这里面都包含着外交上的考虑。”现在，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大问题，从国际社会的意见来看，都希望中国人参与。
2003年初，吴建民在巴黎当大使的时候，曾出席了老朋友皮尔·卡丹举办的一个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展的大型现代艺术展览的开幕式，并且作为嘉宾发表讲话。现场的十几只红色恐龙让吴建民有感而发。他说，恐龙曾经是地球上的主宰，但是6000多万年前，它完全消失了，至于原因，科学家有各种版本的理论，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世界发生变化了，恐龙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然后话锋一转，他建议大家到中国去看看，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进步？因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与时俱进。当时，他的讲话在现场获得了热烈掌声。
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让吴建民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也形成了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语言生动、富有创见的独特外交风格。对于外交工作，他曾深情地说：“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