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今年是季宇的丰收年。先是百万字的小说《新安家族》推出，获得文学界好评，接着长篇历史纪实文学《燃烧的铁血旗》、《铁血雄风》和《淮军》相继问世。这抢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的风头。

    但《猎头》无疑是季宇多年艺术心血的结晶，体现出了一流的思想和艺术水准。

    沈从文曾指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人性勘探是季宇中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他每每将人性幽昧的褶皱撕裂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揭示人性的黑暗、畸变与人性之恶。《当铺》以裕和当老板朱华堂与儿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结构故事，父亲吝啬成性，儿子放荡不羁，结果酿成父子之间以恶抗恶的命运悲剧。文本虽不长，意蕴却很深。《盟友》中3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中为了共同目标结成生死盟友，但在革命目标实现或即将实现时，人性的贪婪导致马新田对昔日盟友何天毅、蓝十四的背叛，轻易葬送了革命成果和上千人的身家性命。文本深入揭示了个体欲望与历史进程之间复杂悖谬的关系，以及人性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变异扭曲，让人们不禁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天会怎样？

    对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探讨，是季宇中短篇小说的又一深度主题。《暮》中杨汉雄曾以CC成员的身份，在解放前救过陆子离，而陆在“文革”中为保全自己，否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导致杨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枪杀。改革开放年代，杨夫人要到市里投资，因此市里要为杨修一座墓碑，但墓地只能是小梅山而不能是大梅山，因为大梅山是埋葬革命先烈的地方。小说中陆杨的关系、大梅山与小梅山的关系、投资者与统战部的关系，是个人与历史复杂暧昧关系的多重隐喻。在此，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正义与非正义、进化与轮回、明晰与隐秘的辩证思索，体现了季宇完整的历史认知。《陆与冯的故事》、《割礼》、《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都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化与延续，多方面展示了历史的暧昧以及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卑微。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季宇的笔锋不仅指向历史而且聚焦于现实。《最后期限》中的黄敬最终走出了“最后期限”的恐惧与煎熬；《名单》中的白正清机关算尽也没能摆脱上报给纪委的“名单”所带来的政治宿命；《猎头》则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探讨“猎头”行为的义与利；《老杆二三事》中的老杆一直秉持敢说真话的“老杆”精神；《老范》则以故事和命运的呈现方式，演绎了圆滑世故、精于人际关系的老范最终落败的命运。

    悬置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季宇中短篇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无论是历史的另类写真抑或展开对现实的批判，叙述者都是“不动声色”的。既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牢骚满腹，作家只是默默地充当旁观者。文本只作客观的“呈示”，不作道德评判，也不作价值判定。叙述者越是不动声色，越能够像神祗一样俯视芸芸众生、洞察一切。文本越是将道德判断逐出小说，搁置价值判定，文本的反讽意味与批判性就越强。小说的“零度叙述”所呈现的人性的丑陋、社会历史的蹊跷与现实的龌龊就更加触目惊心，二者之间构成悖反性的审美张力，笔触冷静，效果却入木三分。

    季宇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呈现“特别”的结构艺术。小说的结尾经常会出现“附录”、“尾声”甚至是“尾声之尾声”。这样的“附录”或“尾声”，不是简单地对故事的结局进行补充或阐释，让故事或人物的命运更为完整。恰恰相反，它在小说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又打开了另一个缺口，敞开了另一种命运的可能，甚至是对前故事的消解，从而形成完整性、封闭性之上的开放性结构。这种结构模式既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故事模式、命运模式，也形成了“不确定性”的社会历史人生的认知，具有相当的先锋意味，因为文本把结构上升到形式的意识形态与形式的文化意味的高度，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如此，传统就能完成现代性转换，和现代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小说“格式的特别”并不表明季宇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以“不确定性”、“偶然”作为艺术的终极目标，而是表明他深刻地洞察到，历史与现实进程中的后现代因素已经成为人类生活无法忽视的存在。

    季宇在《猎头》后记中说：“看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其看他的长篇，不如看他的中短篇，更能见出功力。”以《猎头》来看，他所言不谬。